托爾斯泰的「復活」精神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六十歲、也就是一八八零年代， 思想與創作方向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是他第三部長篇作品「復活」的前奏。

　　一八八一年托爾斯泰發表的「懺悔錄」中說：「在我身上發生的轉變， 其實我早有準備，這轉變的素質存在於我自身。我發現我們富人和有學問的 人這個階層裡的生活，不僅使我厭惡，而且失去了任何意義....效力於創造 生活的基層人民，才是我唯一的真正事業....我背棄了我們那個階層的生活 ，認識到了這不是生活....。」

　　「戰爭與和平」中的卡普能，成為托爾斯泰的理想。

托爾斯泰與妻子 Sophia 的合照

◤ 為卡普能而寫的書 ◢

　　托爾斯泰這種劇變，是因一八六一年後，農奴的壓迫除了來自地主與官 吏，又多了資產階級，農民苦難倍增，托爾斯泰無法忍受。

　　九十年代初期，托爾斯泰發表了幾篇談論飢饉的著名文章，文章中揭露 一些省分中駭人聽聞的災難，指責統治階級對飢民的命運毫不關心。他自己 也多次在飢荒省分辦食堂實行賑濟。

　　從這時候開始，托爾斯泰文風大變，所出的集子色彩強烈插圖很多，但 是文字淺白故事簡單，簡直無法讓人相信這些是出自「戰爭與和平」這撼人 史詩的一代文豪。原因無他，他開始寫文章給這些他關切的農民看，於是徹 底放下他過去的身段。這些故事集，包括「人為何而活」「傻子伊萬」「伊 萬•伊利伊奇之死」等等。托爾斯泰想用這些文章，進入到沒有教育水平的 一般農民心靈深處，延續其「在生活中認識上帝」的理念，跟這些農民對談 。這些作品中的道德宗教色彩也越來越強烈。

　　然後，八十年代末期，托爾斯泰開始寫「復活」這篇長篇小說了。這篇 小說用了十一年才完成。

　　故事構想是托爾斯泰從朋友科尼那裡聽到一個真實故事後開始構思的。 這真實故事如下：一名年輕人從事陪審，不小心發現一被控偷竊的妓女，竟 然是自己當年青春時代誘拐的少女，她從這次誘拐事件後開始墮落，終於導 向今日的結局，這青年天良發現，向監獄獄方申請跟這名女犯人結婚，女犯 人卻得了斑疹傷寒死掉了。

　　托爾斯泰對這真實故事興趣如此強烈，是因為它恰好是這段時期的托爾 斯泰的道德宗教理想。他認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與道德上的懺悔，是同世 界邪惡鬥爭的唯一方法。年輕人悔恨自己的過錯，為了改正它，準備犧牲自 己的社會地位。還有什麼比這更吸引托爾斯泰呢！

　　托爾斯泰竟然用了十一年完成這個故事，是因為他以此故事為大綱，承 載了俄羅斯社會所有的問題。「復活」的視野已比原來的真實故事寬廣太多 了。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

　　「復活」中的男主角聶赫留在陪審席上明白當年的青春少女卡秋莎，竟 因他的誘拐被社會拒斥，並墮落成今天的局面，良心發現，決心跟卡秋莎相 認並跟她結婚，好贖罪愆。

　　最初卡秋莎是完全不信任他的。
　　她說：「現在這麼做還有什麼必要？」
　　聶赫留回答：「我覺得在上帝面前我應當這樣做。」
　　卡秋莎激動的叫：「現在還到哪兒去找什麼上帝？上帝？什麼樣的上帝 ？您當初怎麼沒有想起上帝？」

　　卡秋莎認為聶赫留這樣做，根本是因為他想讓社會知道他的仁慈。

　　「離開我！我是犯人、你是公爵，」她叫了起來，變得十分憤怒：「你 想拯救我？那時候玩了我，現在又想拯救我？我恨你，恨你這張醜臉，你給 我滾！」她大喊大叫。

　　卡秋莎的憤怒，進一步淨化了聶赫留。他潛意識裡的確對自己的那種懺 悔行動，抱著一種自我欣賞的態度。當他明白這個，他才真正開始精神上的 轉變、開始他道德上的復活和個人的新生。

　　這種精神轉變，是他用不同的心靈之眼，看待過去他習慣的世界。

　　至於卡秋莎，反而是在監獄裡遇到一些善良純樸的人，幫助她獲得新生 。她原本未入監的日子，飽受欺騙與折磨，早對善良、正義、誠實、高尚不 再存有信心，她卻在監獄裡找到了真正的人，尤其是一些政治犯，她發現他 們受苦受難不是因為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像他們這些備受壓迫的人。跟這些 人相識，使她重燃信心。

　　聶赫留一再的悔罪，促使卡秋莎決定試試看相信他。但卡秋莎卻在一開 始邀請聶赫留介入他們這些人的苦難時，看出卡秋莎的善良本性。卡秋莎一 再請聶赫留幫助的，根本不是她自己，而是很多監獄中的可憐囚犯。聶赫留 就這樣的，走入基層人民的生活疾苦中、也走入政治犯的高貴心靈中。

　　托爾斯泰透過聶赫留的眼睛，帶讀者進入「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中著墨不多卻著實存在的貧民生活中。

　　聶赫留走進鬧飢荒的村莊。

　　「我想看看，你們是怎麼生活的？」
　　「我們就像你看到的這樣生活著。房子快塌了，不定什麼時候把人砸死 。我們就在這屋裡當皇帝。我得去弄午餐給那些幹活的人吃了。」
　　「午餐吃什麼？」
　　「菜共兩道。第一道是麵包配鹽琚A第二道是鹽巴配麵包。」
　　老婆婆問：「老爺，我們日子就只有這樣，你還想知道什麼呢？」

　　到另一處地方，聶赫留問：
　　「你們這兒誰最窮？」
　　「梅洛窮、謝明窮、馬爾法也窮。」
　　另一人補充：「還有倪西亞，他沒有牛，快要變成要飯的了。」
　　「可是馬爾法家裡有五個人，倪西亞好歹只有三個人要養。而且馬爾法 的兒子因為砍了兩棵白楊樹，被老爺關到監獄裡去了。老婆婆帶五個孫子， 她最窮。」

　　就透過聶赫留幫卡秋莎處理一件件囚犯的事情，社會陰暗的角落被打開 給大家看了，甚至有「安排」嬰兒餓死的事件。到處充滿窮人的吶喊：

　　「現在是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家人病了，什麼都我一人擔，你們這些 老爺還繼續加重我們的勞役....。」

　　而更多的人民，是逆來順受的直到死去。

　　聶赫留想改善他們的處境，想把土地轉讓給農民，沒想到農民根本不接 受，原因是長期被迫害壓榨的結果，他們相信老爺的任何行動，都是「為了 實行更狡猾的欺騙。（我們這裡也看到「安娜•卡列尼娜」中，地主列文正 是聶赫留在這個角度上的前身。）

　　聶赫留用這樣的角度看進城市，一樣看見資產階級與勞動工人的明顯對 立。吃人社會的形成，根源在於「私有制」。

　　對這種「老爺」（貴族地主）與貧民的對立，聶赫留採取了實際的行動 來贖罪。他放棄土地，不要僕人，離開闊綽的家，搬進公寓，放棄貴族身份 。

托爾斯泰的全家福照片

　　在監獄裡有另一群聶赫留原先非常陌生的人，就是政治犯。

　　但是因為卡秋莎認識了他們、並發現他們其實是為了別人而入獄的，便 尊敬他們、因他們而從心底對人重新產生信任。當然，卡秋莎也希望聶赫留 能為他們幫忙一點在監獄外可做的事。

　　就這樣，聶赫留接觸到政治犯。而原本聶赫留對他們的諸如「暴力」「 自命不凡」的成見就消失了。他們既不盡都是惡棍，也不盡都是英雄，他們 中間有好人、有壞人、有不好不壞的人。在他們當中的第一種人，是真誠的 意識到他們應該和邪惡的現實作鬥爭；第二種人與第一種人相反，是為了利 己、虛榮的目的；第三種人為數最多，他們是些精力充沛的年輕人，醉心革 命運動，是因為他們貪圖新奇、冒險，認為拿生命作賭注是一種享受。

　　托爾斯泰塑造了一女一男兩個政治犯理想典型，一個是瑪莉亞，她是將 軍的女兒，為同志擔罪責不讓同志入獄，她和卡秋莎其同手足，卡秋莎淨化 心靈的過程，就是不斷模仿著她；另一就是西蒙松，他愛上了不斷淨化中的 卡秋莎。而卡秋莎到最後儘管信任了、原諒了、甚至可能愛上了聶赫留，卻 選擇跟西蒙松結婚。

　　卡秋莎選擇西蒙松，固然使聶赫留因「她不再需要我」而感到羞恥痛苦 ，但卻沒有讓痛苦束縛住他。因為他關切著因卡秋莎而震撼出來的一切問題 。

　　托爾斯泰在最後，是讓聶赫留發現一受苦受難的年輕人終於監獄裡死了 ，而思考「他受苦是為什麼？活著又是為什麼？他死前想明白了嗎？」

　　就是這問題，促使聶赫留焦急的尋找答案，而徹夜讀新約聖經。最後聶 赫留想通：「要克服使人飽受苦難的駭人聽聞的罪惡，唯一可靠的辦法，就 是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罪。」而生命的意義，就是在於「徹底實踐上帝的 命令。」

　　在這裡我們看到托爾斯泰透過聶赫留不自覺的呈現出來的矛盾與困境： 一個社會體制徹底腐爛的社會，最終的答案不是去改善社會體制、而是讓一 個個人悔罪、並實踐道德誡命。托爾斯泰把整體性的社會問題用個人宗教道 德的悔悟與實踐去解決。

　　這正可看出，不能決斷的孤注一擲去和佔據統治地位的壞制度徹底對抗 的理想主義者，到最後所能走上的最高境界只剩下——反求諸己的自我修行 ，這是托爾斯泰最終的答案？

　　聶赫留是托爾斯泰的「代言人」，托爾斯泰卻安排卡秋莎選擇西蒙松拒 絕聶赫留，非常明顯的把托爾斯泰的矛盾呈現出來。比之「復活」中控訴出 來的土地問題、貴族階級問題、封建官僚問題、政教掛勾問題、法律和監獄 問題、對待革命者問題....，結尾是何其說教又軟弱無力。

　　因為個人的悔罪與實踐宗教精神固然重要，但社會制度的問題仍舊得格 其弊端，這不是個人悔罪自我修行可以解決的。

紀念托爾斯泰所發行的郵票

　　托爾斯泰是個「文以尋道」的作家。當道不能通達時，文章就會明顯呈 現。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列文中，已現端倪，而到了「復活」這 本書，就更是明顯了。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中 那些生動活潑的人物刻畫幾乎減到最淡，列文似的腦部思考活動大增，增到 「復活」這本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都被傷害了，它幾乎是本「宣揚思想」 的書，是非善惡過於分明、人性也簡單到只剩好人壞人兩種，（而往往基層 民眾是好人、社會階層高的是壞人）。

　　顯然他有些事沒想透，因此下筆無法跳脫困頓自己的種種思想。

　　身為一個想貼近基層百姓的誠實作家，托爾斯泰的晚年，貴族地主階級 簡直成為他的原罪、是他很想擺脫掉的包袱。

　　俄國已經徘徊在革命的十字路口，托爾斯泰了然於胸。他在八十年代中 期發表的論文「我們究竟該怎麼辦？」中，已說出革命「這樣的成熟，我們 好像坐在一頁孤舟上，隨時會被大海淹沒」。而在其他的論文中，托爾斯泰 揭示了一個革命的時代就要來了。

　　可是托爾斯泰要在自己家中實踐理想卻非常艱難，家人習慣貴族地主階 級，不能接受他的新觀念新信念，他也被文學界的敵人指責說一套作另一套。

　　隨著革命時代的逼近，隨著托爾斯泰信念的改變，他與家人關係越來越 緊張，托爾斯泰不管是出讓土地或放棄版權，都遭到家人千方百計的阻止。

　　他為了誠實面對自己的信念，必須與家人決裂。他幾次離家出走，卻又 因想念妻兒返回。（我們從「戰爭與和平」的羅坦霞一家人，可看出托爾斯 泰用他們投射自己溫馨、聯繫緊密的家庭關係。）

　　最後，托爾斯泰再度決心出發去南方，在農民的小屋裡定居，想跟農民 一齊度過殘年，結果死於途中。

　　「復活」是個沒有寫完的故事，聶赫留在經過宗教道德的精神復活後， 需要走入社會實踐，但是「文以尋道」的誠實作家自己的生命歷程無法繼續 ，留待二十世紀的歷史繼續譜寫。

　　托爾斯泰這種對社會體制的質疑，西方一樣出現。

　　一八八０、九０年間，這種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滿、為下層懋|請命的文 學家藝術家彼彼皆是。藝術家文學家高更、梵谷、盧奧、畢卡索早期、左拉 ....之外，尼采也於此時宣告上帝之死、並西方文化的危機。

　　二十世紀於是成為一個實驗場，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這個實驗場中透 過時間證明自己。儘管經過一百年，共產社會在一九九０年代以後分崩離析 ，我們卻無從證明資本主義已經勝利。

　　因為在尼采之後，存在主義狂捲西方文學，那充滿虛無、頹廢、意義荒 蕪的警訊，到二十世紀末，已經變成性與暴力的嘻玩。兩種主義的實驗，到 二十世紀末，都導向同一結局：人還能相信什麼？還能實踐什麼？

　　二十一世紀要宣告的「復活」，該是什麼呢？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