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左派安在？法國篇Ⅰ

——電影《聖保羅的鐘錶匠》

　　將1973年的法國片《聖保羅的鐘錶匠》和2001年的法國片《寧靜城市》放在一起比較，會看到比單部片子更多的深度。

　　儘管這兩部片子導演不是同一個人，但他們用了一個相同的取鏡手法，就是讓遠鏡頭慢慢的移過一個小鎮的市貌，無噪音、無雜遢移動的群眾，只有遠觀下寧靜優美的市容，在鏡頭移動下被掃到的人們，都是靜止無聲的或站或坐，表情專注於某件事；市鎮最遠方，是與天相連的模糊邊界，這種運鏡，使時間有了一種凝結駐足、永不改變的永恆感，也使鏡頭下的小鎮寧靜祥和平靜無波。然後，隱隱浮現警車駛過的聲音。

　　但這就強烈對比出來，當鏡頭開始特寫小鎮中的小人物——一個修理鐘錶師傅的單親父親、和一個從夜半到清晨在魚市場打工的單親母親，他們生活中因愛而來的波濤洶湧。

　　製造對比，應當是這種運鏡法與配樂的第一重原因。第二重原因則是跟時代感有關，這兩部電影都陳述了時代。

　　在《聖保羅的鐘錶匠》中，兒子殺了人，在配合警方辦案過程中，徹底鋪陳出法國學運工潮方興未艾，保守政府竭力打壓的背景；《寧靜城市》則是透過幾個主要人物在城市中偶然的交織，交代出離學運工潮三十年後，偏激保守的納粹勢力在法國歷史中的大反撲。三十年來的歷史，歷經變動磨難後，彷彿是回返原點。

　　我認為最重要的第三重原因，是要表達人世間的確是有永恆不變的、不因時間而改變的事物，那就是父母對子女的愛。不管政治、文化、社會如何變遷，對自己與後代造成多大的影響，父母還是不改變的支持、愛護自己的孩子，所有的愛所有的痛，也因孩子而顯得深刻，因愛而平靜，也因愛而痛。

　　米契爾可以感受得到學潮工潮一波波的興起，可以感受得到它有著明確的訴求，並吸引大量的理想主義者，他身邊的朋友，就有以熱情投入、話題環著社會運動打轉的人。

　　但米契爾自己並不關心政治，而且戰後二十多年來，政府保守強勢，全心拼經濟，不關心政治但求生活富裕是大多數人的自然而然的抉擇。這些父母都是等自己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期、青年期，才從他們她們身上驚覺到新時代的興起，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代溝很大，觀念溝通時衝突不斷，或者，停止了溝通。這新興起的理想主義，被冠以左派，成為政府不安、拼命打壓的一群，但卻勢可燎原，由青少年、青年的學生群體，燎向了勞工階級。

　　 米契爾被警察告知兒子伯納德殺了人，被殺死的是工廠的警衛—瑞松，他是向保守政權徹底靠攏的右翼份子。完全不懂政治的米契爾，並未覺查這樁殺人案，會立刻牽扯進政治，成為右派政權打壓左派社運份子的工具。
　　
　　 米契爾一生循規蹈矩，連紅燈都不闖。夫妻離異後，他請了管家馬德林來照顧兒子，直到兒子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後，他便辭退馬德林。但伯納德進入青少年前期後，日漸跟父親疏遠，他會寫信給馬德林，對父親卻無話可說。連他被退學之事，都不曾跟父親說明。

　　直到伯納德殺了人，米契爾才驚覺這父子代溝造成的影響。他自己的兒子的狀況，得由警方告知。

　　米契爾很難過伯納德殺了人，他難過到從警局回家的公車路上，得請人讓位給他坐；那晚他睡在兒子離家出外居住後後就不曾動過的房間。他只但願一個真相：「瑞松是壞蛋，兒子不是。」

　　這個不關心政治的父親第二天醒來後，就發現他無法遠離政治了。被政府控制的媒體想要將這件事變成抹黑左派社運人士的工具；工廠卻有女工見義勇為來找他，告訴他瑞松一天到晚佔女工便宜，女工若不願，就任意栽贓誣告某項罪名辭退女工，當工廠發動勞工示威時，瑞松甚至敢開車撞他們。瑞松的右翼背景，是有政府背後支持的。這兩個女工並說，伯納德殺瑞松，是想保護一個他愛上的女工，她正是被瑞松栽贓偷竊因而開除的。

　　隨著米契爾配合警方調查真相、緝捕逃亡的伯納德，警察局長越來越對米契爾產生同情。他從米契爾身上看到他們這個世代的父母親，對青少年兒子都有這麼多的愛，卻是這麼的無知、無力，孩子一旦成為青少年，父母就不好過了。他從米契爾身上看到自己：「如果無法瞭解自己的兒子，從瞭解別人的兒子身上也可以窺知一點吧！」他跟米契爾聊天，談到伯納德曾離家出走去找馬德林，他將心比心的說：「他需要房中有個女人，他需要母親。」

　　米契爾儘管盡可能配合警方，但他還是渴望著兒子平安。兒子持槍，可能會在緝捕中遭警察狙擊，這讓他很不安，他還隱瞞了他其實知道管家馬德林在哪裡。他心想，萬一伯納德偷偷跟馬德林聯絡，馬德林一定會站在他兒子的立場為他設想。

　　他甚至偷偷去找馬德林。從她那裡他知道了伯納德有話都跟馬德林說，伯納德甚至兩次帶那個女工女友去見她。

　　「為何他什麼都不跟我說？他有跟妳提他心目中的父親嗎？」

　　馬德林說：「他說，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大家都愛你。」米契爾難過的說。「大家都愛我，除了他以外。」

　　伯納德對父親是有愛的。儘管如此，何以父子之間變成是斷了的橋樑呢？他繼續追問馬德林：「他還說了些什麼跟我有關的事？」馬德林回答：「他說，你對像他這樣的孩子太好了。」「這是什麼意思？」米契爾問。馬德林說：「可能是因為他太過早熟，他無法再承受過度的關愛....我直覺相信，他殺人一定是因為不得已！」　　

　　隨著媒體不公允一面倒的報導，瑞松成為英雄，伯納德成為恐怖份子，犯案證據的那台燒焦的車子，變成媚俗百姓拍照留念的地方。連勞工聯盟的發言人都出來撇清立場：「我們不支持暴力行為。」

　　現在支持伯納德、相信伯納德的，只剩下米契爾和他的好友。

　　米契爾一聽到伯納德被抓，當天便趕往該處，他想見伯納德，他還擔心伯納德被刑求。他在臨時監獄外等到深更半夜，卻萬萬想不到伯納德迴避見他，但米契爾得知黎明時分伯納德會用小飛機押解到調查審訊之處，他便央求警方告訴他小飛機的班次。他一夜沒睡，終於在飛機場見到了兒子伯納德。　　

　　父子相見並一齊上飛機，這一幕場景從頭到尾都是沒有人聲沒有對白的，但卻充滿了情感的張力，父親的關切、愛、焦急與遺憾，兒子對父親的愧咎又無從解釋的無奈，全反應在沈默中。

　　兒子審訊過程，米契爾希望能全程陪著，因此他賄賂法官，好讓他可以見到伯納德。法官充分利用了米契爾為父的心情，他告訴米契爾：「你兒子真是不懂政治。他竟然只說『我殺瑞松是因為瑞松是社會的渣滓。』這會讓他萬劫不復。到底還有什麼其他的動機？那兩個來找你的女工，應當知道一些真相，想辦法把她們找來。」法官讓伯納德減低刑期的方法，是要迴避掉瑞松代表的右翼保守立場、以及瑞松被殺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他要讓這個事件單純變成一場「愛情爭奪戰」，並且要米契爾出庭作證。

　　法官和警察局長都相信米契爾會為了兒子不顧一切。
　　
　　 但他們料錯了。
　　
　　 伯納德要被偵訊之前，米契爾終於跟兒子坐在一起有了簡短的談話，那時，他已聽完第一次簡單審訊的錄音帶，兒子真的說，他殺瑞松沒別的原因，僅只是因為他是社會的渣滓。當審訊法官問他：「你做這件事不曾想過你父親？何以你不想見他？」錄音帶中伯納德回答：「我做完後，是想到了他。所以我才不想見他。」米契爾出於對兒子的愛，他聽出了兒子對他的愛，以及行兇背後有更高尚的動機，但兒子不願多說以免牽連太廣，他要單獨頂罪。

　　米契爾是該為了救兒子違背兒子的信念？還是為了救兒子私下牽扯進政治，打壓勞工與左派？

　　再次審訊那天，米契爾看著兒子說：「我沒有責備你的意思。」

　　伯納德笑了，他說：「我怕你難過，很希望你不要看我應訊。」米契爾說：「你能奮不顧身，我也是阿！」

　　父子之間沒再談話，但米契爾瞭解了。他知道伯納德為了避免其他人捲入，為了避免保守政權的壓迫，決定一個人頂罪，而他的女友也奮不顧身的陪他。米契爾知道伯納德不可能有任何的妥協，而他決定支持他兒子的決定，儘管他也知道伯納德將為此附上非常高昂的代價。

　　警察局長基於同為父親的同情同理，還是企圖扯出其他人好減輕伯納德的刑期，他的方案是：「女孩偷了東西，被瑞松抓到，瑞松想強暴她換取知情不報，但女孩不肯，還將這件事告訴了伯納德。伯納德被愛情沖昏了頭，他激情之下殺了瑞松。」但這個方案，會使女孩變成小偷，也讓整樁事件背後的右翼保守勢力的壓迫欺凌勞工，變成模糊掉不具任何意義。從不瞭解政治的米契爾，這時卻基於對「正義」的基本理解，拒絕警察局長的方案。局長深感意外，他跟米契爾說：「你們在堅持什麼？現在這時代還有道義可言嗎？」米契爾反問：「沒有嗎？」

　　電影最後是個儘管很悲慘卻很積極的結尾。米契爾和伯納德使一直被鎮壓的左派大受鼓勵，得到了尊敬，但伯納德卻得到二十年刑期，等他出獄時將會是中年人了。米契爾按時探望他，伯納德女友已懷了伯納德的孩子，米契爾答應撫養，一如以前繼續作個單親父親。他們父子還是沒有多少話可講，可是親情的撫慰、支持，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