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藝術家天生便是得受苦：一方面可能先天就有精神缺陷或社經地位被受到岐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後天為了燃燒藝術靈感而自我放逐甚至自我凌虐。於是躁鬱之心成為藝術家受苦的一種常見型式，單純以繪畫作品本身而論：凝視梵谷作品，很容易產生躁動不安的感受，從早期的《食薯者》到末期的《麥田過亂鴉》皆有這種直接的感觸。就此而論，梵谷似乎把他的躁鬱心境交織進繪畫的表現中。然而，把躁鬱之心當成型式體裁後，梵谷是否成功激發了更深一層的藝術體驗？於是我們著眼於梵谷一系列的《自畫像》，嘗試能不能體驗藝術家的心靈追尋。
這張1886年的自畫像，使用比較貼近傳統的繪畫技法，筆觸相對柔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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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1886的自畫像，出現了梵谷最具特色的粗獷筆觸與線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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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的三幅自畫像，最具特色的是中間第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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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自畫像可以發現，除了技巧各自不同外，畫中自我表達的心境是比較類似的。於是我們可以輕易辨認出梵谷的臉龐特性：紅髮、紅鬍子、崚角分明的臉與目光鮮明的眼睛。最後，到了1888年，梵谷畫了一幅自畫像給高更，這種強烈表達自我的心靈處境達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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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梵谷的傳記中，描述（是否真實未知？）梵谷向高更怒吼：『我不准你看不起我！』。在這幅自畫像中，我們的確看到了如此重視自尊的梵谷。
時間到了1889，高更事件一方面摧毀了藝術理想的執著，另一方面併發嚴重的精神問題。這時期一系列的自畫像轉而表達出更激烈的心靈衝突，卻伴隨著『自我的消融』── 自畫像中的梵谷，開始與真實的梵谷解離。
這幅1889的《耳部包紮的自畫像》表現出非常淒厲的情感。血紅一般的背景再加上鮮紅的眼框眼角，直接產生猙獰的自毀感受；異常的蒼白臉色不再有崚有角，同時卻又含著最受梵谷喜愛的煙斗，那麼他到底是喜？怒？哀？樂？這樣的一幅畫，強烈地表達出躁鬱之心的自毀傾向，又無奈地傳達精神失常後的情緒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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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另一幅1889的《耳部包紮的自畫像》卻呈現不同的的情感。熟悉的技法與配色，再加上簡單易懂的表情。與上一幅極端錯亂複雜的自畫像相比，怎麼會是差異這麼誇張的同時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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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自畫像色彩非常明亮，臉上的崚角更顯得堅毅與自信。然而加上了如煙霧般搖晃不己的背景，再次令人感覺情緒錯亂：不知應該注視著主角？還是注意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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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懸疑的上一幅自畫像之後，是這幅躁鬱之心極為明顯的自畫像。同樣堅毅與自信的頭像之外，卻是有如惡靈與深淵般地深紫色。畫家一手拿著調色盤，彷彿那是避免墜入黑暗的唯一依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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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張自畫像中，彷彿放棄了希望；自我的種種特色（紅髮、臉上崚角與眼神）被削弱，僅僅留下一點鮮紅眼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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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歸納性地發現：躁鬱之心對這位藝術家的毀滅，正表現在『自我的消融』。當梵谷還可以認識自我、把握自我時，再有多麼嚴重的挫折與病痛都還可以活下去。若是自我被消融，作品再也看不到自我，那麼藝術家就難逃徹底自毀的咀咒了。
東西宗教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相異之處：東方宗教追求回歸天人合一的涅槃之道，所以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與萬物相同而合一，自然要求消融自我與他人的不同特色，在吳哥窟千篇一律儘力求同的無數天女雕像正是代表。西方宗教則是追求成為上帝眼中有意義的生命，當然強烈要求表現自我獨一無二的完美特色；於是充滿基督教精神的西方藝術家，理所當然汲汲表現自我的獨特性，發揮各種創意進而豐富人生。正是這種信仰的動力，促使藝術家放棄容易身心安頓的媚俗道路，轉向一生匱乏的藝術先鋒。也正因為如此艱辛的道路是任何人都無法免於壓力的，因此讓藝術家們有形無形地需要各種不同型式的宗教慰藉與救贖。
處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是回歸消融自我的和諧處境？還是正視獨特自我的救贖需求？許多人看到躁鬱之心對藝術家的凌虐，但是我更重視面對外在橫逆時保護自我不受解離。到底人們可以抗拒多大的外界誘惑而保持內心本質？這種抗拒又如何不會轉變成躁鬱之心而反噬己身？是否除了依靠外在救贖力量別無依恃？否則，只好選擇退隱而安全地消融自我了？除了梵谷的藝術價值外，如此忠實自我的系列自畫像更是向我們提出深刻的心靈提問：我們是否還保有真實的自我？又如何能安全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