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去看守所探視一名死囚，只因聖誕節前，更生團契舉辦「天使樹」活動，送禮物給他的五個幼子才認識他。他年約三十，強盜殺人，犯案後拘押一年多，原以為還會再打一陣子官司，沒想到由於「白曉燕效應」，案子被最高法院駁回。談話後當晚九時，他就被帶去刑場槍決了。自劉邦友、彭婉如相繼被殺後，社會人士痛恨治安敗壞，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才會有五○四萬人走上街頭的抗議行動。「長治久安」是每個善良百姓的心聲，但究竟「亂世用重典」有效？抑或「心靈改革」才是治本之道？各有說法、見仁見智。本文便嘗試從實務經驗出發，探討改善治安之道。
這幾年，國內犯罪現象較以前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數字會說話」，以犯罪人口來說，據警政署統計，七十九年每萬人有四十二點八七個犯罪嫌疑人，至八十四年增加為每萬人有七十三點三五人；換言之，國人每一百三十人中就有一個是犯罪人口（青少年則加倍嚴重，約每八十人就有一人犯罪）。台灣是個小島，犯罪人口多，受害者必隨之增多；七十九年，社會上每一萬人中只有三十八點八四人為受害者，至八十四年，已增加為每一萬人有六十二點一五人受害，亦即每一百六十一人中，就有一名受害人。兩者加起來，國人約每七十人中就有一人是加害者或受害者。報告中又指出，近六年來，國內刑案的發生率成長了百分之八十；犯罪人口成長了百分之七十一；犯罪被害人，則成長了百分之六十。這些數字令人觸目驚心，充份顯示治安惡化的迅速。
近日來，立法院因法務部的提案，還在著手審議提高假釋門檻的問題。據法務部稱，目前新入監的人中，累犯、再犯比率高達五成四，監獄現在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是「老鳥回窩」。在假釋期間被撤銷假釋的人，目前高達百分之廿二，比前年的百分之九、去年的百分之十九高，再犯的情形正逐年惡化。
從犯罪的案子分析，八十五年定罪人數中，以賭博占百分之廿五為最多，其次依序為煙毒、麻醉葯品犯罪占百分之廿點四；竊盜罪占百分之九點三；暴力罪占百分之八點四。
犯罪人口中，國中教育程度占百分之四十七，經濟狀況則大部份是小康，早年「飢寒起盜心」已不復見，現今多數是為吃喝玩樂犯案。時代在變，女性走出社會後，犯罪人口也增加，女性受刑人的比率已增至百分之廿點七，與男性受刑人的比例越來越接近。以白曉燕遭綁架撕票案而言，殺害白曉燕的這一票人，都是年輕力壯、無賴之輩，既不務正業，終日思想的都是惡（綁架至少策劃兩個月之久）。目前人犯約六成五都在廿四到四十歲之間，對國家生產力影響至鉅。國中生犯罪也有逐漸嚴重的趨勢，由青輔會所發表的青少年白皮書指出，國中生犯罪已占青少年犯罪的一半以上，值得重視。
國內外犯罪學者，幾乎都把犯罪因素歸咎於家庭、社會、學校及個人，社會大眾也普遍怪罪刑法太輕、假釋浮濫、監獄教化不足等等，這些其實都非主因，只是助因(contributing factors)。
真正犯罪的主因是人的「罪性」，人有罪性，才會犯「罪行」，這一點犯罪學者少有人注意到。自一八七六年義大利醫師犯罪學鼻祖龍布羅梭(Lombroso)出版《犯罪者論》一書，犯罪學正式成為一門科學後，距今已百餘年，論著汗牛充棟，犯罪案件卻仍層出不窮、不減反增，足見犯罪學家對犯罪把脈不夠準確。聖經清楚說：「罪從一人入了世界，……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羅五：12、18）若無始祖亞當犯罪，人就無罪性；無罪性就不會有罪行。人內在既有「罪性」，又遇到外在的「罪因」（如環境），就如乾柴碰到烈火，發展成為「罪行」。
人的罪性使人犯罪。人也「愛」犯罪，犯了罪且會沾沾自喜，以為有「成就感」，故獄中人常會「暢談往事」。有些人犯根本不想改，白案的主嫌林春生就是典型的例子，家人來監獄面會時，他就曾告訴家人說：「我五、六年後會再進來（監獄）」。還未出監獄就知道自己會回來，因為他不想改。他不但不想改，「還喜歡別人一起去行。」（羅一：32）這是人的罪性（或稱罪根）作祟，只要還有根，便「春風吹又生」。人的罪性中一股巨大無比的慾望貪慾，是所有罪惡的苗圃，也是一切刑案的導火線。經上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六：10），誠屬不虛。
在犯罪的助因裡，家庭教育失敗是首要因素。家教不彰、管教不當或夫妻失和的家庭，兒女長大後都易出差錯。美國犯罪學者希利與布爾納(Hesly & Bronner)研究芝加哥及波士頓的犯罪少年時，發現四千名少年犯中約有四成，認為其雙親未給予適切的管教，且雙親均具有拒絕與剝奪關愛的傾向。
我在看守所曾輔導一名涉及擄人撕票的死刑犯，他內心有著極嚴重的傷害。在他國小期間，父親嗜賭如命，常藉故發洩情緒，把他倒吊起來毒打。當父親四十多歲過世時，他說：「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流。」從小父母不合，又遭父親毒打，國中畢業後，他犯過不少案，坐過幾年牢，現在才三十出頭，又因撕票案待決，可憐復可悲。
家庭破碎、親子關係不良、父母過度忙碌，都是導致兒女走向偏差行為的原因。而即使形式上完整的家庭，雙親如常爭吵、彼此不和，也不能保證兒女不犯錯，就有統計指出，人犯來自父母雙全的家庭亦佔七成七之多。
再者，犯罪或有犯法傾向的家庭對兒女的影響也極深，英國的犯罪學者巴特(Bart)發現，出身不道德或犯罪家庭的人犯，比來自無犯罪記錄家庭者多出五倍。我在獄中曾見過「兩代同堂」的人犯，也聽過人犯告訴我，他們祖孫三代，先後都因黑道背景坐過牢。另外，暴力家庭的遺傳性也很高，父親毆打母親，兒子將來毆打媳婦的約有六成五的機率。綜上所述，問題家庭實際上是製造犯罪的溫床。
其次，社會風氣差是治安敗壞的幫兇。現今社會「笑貧不笑娼」、拜金主義盛行，個人為利罔顧道義、爭功諉過；政務委員馬英九辭官就是因為對社會的種種不公，「痛心、無力」才掛冠求去。還有，特種營業充斥大街小巷，處處笙歌載舞，傳播媒體又對犯罪過程過度渲染及描述，色情報刊暴露在商店櫃台；工業化社會，人口迅速移動，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增加，「各人自掃門前雪」，守望相助的人際美德喪失等原因，無形中污染人心，也提供惡人不少做案的機會。
解嚴後，人權高漲，「會鬧的孩子有糖吃」，政治人物在議壇上的暴力演出，更是給社會上一些心術不正的人有「為所欲為無所謂」的錯誤示範。
更可惜的是，基督教會因經濟發展，信徒奉獻多、財富增多，並未努力傳講改變人性的福音，卻只忙於蓋新堂，或關起門來，自我滿足，忽略「走出去」，使萬民作門徒的使命。許多信徒的信仰表面化、世俗化，無法發揮「做光、做鹽」的作用，坐失良機，放任社會治安一天不如一天。
在這種大環境的衝擊下，原本安份守己的人，在終日面對負面社會教育的情況下，亦如風行草偃般，向世俗靠攏，以致同流合污、盲目追逐看得見的享受，有的更因急功好利，想一夜致富，故鋌而走險，犯下重案。
一旦人被抓進監牢，因現行監獄行刑政策偏重作業，忽略教化，導致坐牢形同上班。一般人犯在獄中，一天工作五、六小時，但接受教化時間，三個月還不一定有一個小時，教化與工作時數，相距懸殊，人犯的犯罪心理逐日根深蒂固，出獄後，由小惡變大惡。且因在獄中動慣腦筋，做案技巧日新月異，常能躲過警察耳目，久而久之組織擴大、有恃無恐。白曉燕被綁票，贖金五百萬美元，是漫天價碼，皆因人犯做案屢次「成功」，意想天開，自信「天衣無縫」（白案的擄人計畫，嫌犯稱之為『天衣計畫』），想一票幹成、終身富貴；這種行徑，皆因監獄缺乏教化造成的惡果。
除此之外，台灣拜偶像、迷信怪力亂神的風氣興盛，舉國上下、達官貴人，為利、為名、為選票，無不趨之若鶩。由於錯誤信仰積弊已深，長期處於不理性（拜木頭偶像為神）的思維裡，人的「率性」取代理性，養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高傲心態後，傷天害理的事，無不敢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色列國有五百萬人口，僅有六千餘人犯。台灣的人口是以國的四倍，人犯卻有八、九倍之多。換言之，以國的犯罪率還不到我們的一半。為什麼犯罪率偏低？理由有三：其一，為一神信仰、民族自尊心強、男女有別（授受不親）。反觀我們，什麼都拜，連宋七力、妙天禪師等坐過牢的，搞個花樣，弄個「分身」或身體發光的合成相片就有人拜，甚至連高官都視之如神明，登門求問叩拜。而觀諸國人，平日到處吐痰、亂丟垃圾，危機一到，即紛紛走避海外，那有民族自尊心可言？又台灣的色情行業特別多，男貪女愛、苟合私通，大有人在，白曉燕案主嫌林某就有四個女人。要想治安好，這三方面的問題都有待解決。
在思想治安改善之際，台灣的犯罪學者認為「既然犯罪需有三要素：有能力的犯罪者、合適的犯罪目標及抑制犯罪者（如警察）不在場，故考慮建議政府從「減少犯罪者」、「增強犯罪目標的防禦力」，及「增加犯罪抑制者在場」三項目標著手。只是，人性不改，就是所有犯罪者都抓去坐牢，還是有一大堆「小罪人」，會前仆後繼、步其後塵。
犯罪的治本之道在「釜底抽薪」把人的犯罪本性除去。犯罪本性要除去，先得「重生」，因「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約壹三：9）一個真正悔改，接受基督寶血潔淨的人不會想犯罪，偶而犯罪，也少之又少，因為神的道存在他裡面，他已經得了一個新生命，成為新造的人。更生團契輔導過無數的受刑人，皆因經過「重生」而不再犯罪。
在治標方面，則需重建家庭，以愛管教兒女、多陪兒女，兩者不可或缺；而延長國民教育、加強德育，應有助於改善治安。
又司法的革新、速審速決、法官的任用及量刑等都攸關再犯率。美國德州的「震撼緩刑」(Shock Probation)效果奇佳，可以採用。所謂「震撼」，就是先判決入獄三、四個月，讓人犯嚐嚐鐵窗的痛苦滋味，受失去自由的震撼後，再予以緩刑。通常人犯都有「監獄如地獄」的感受，因此，在緩刑期間就會戰戰兢兢，深恐再犯入獄。並且還會認真工作，以便償還被害人的損失。
台灣的治安要好，絕非靠少數人努力就能完成。主耶穌再來之前，全世界必定會有亂象，只是我們仍有應盡的責任，大家一起努力傳福音、迫切向神禱告，才能看到神的憐憫臨到我們的家園。
（作者曾任職警界，現任更生團契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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