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與「酒店」——從浪漫時代到寫實主義時代的人性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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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與「酒店」的時代差異 當雨果寫出「悲慘世界」時，他已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理想主義時代——從法國大革命到一八四八，在這個時代，人們相信透過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可以達到的；社會的陰暗，肇因於人性內在深處的高貴天性被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世襲貴族——所壓抑，只要改善制度，社會就不會再有弱肉強食的苦難了。正是這種確信，使文人志士充滿理想，敢獻身、敢犧牲。這個時代也因其慷慨澎湃的熱情，被標示為「浪漫主義時代」。 一八四八革命後數年間，路易拿破崙破壞共和，自立為皇帝，稱號拿破崙三世。雨果將這保守反動事件視為對理想的徹底反叛，他離開祖國，到英國一可以遙望法國海岸的小島定居，直到一八七０年拿破崙三世下台，成立第三共和，雨果才終於回到法國。 就是在流亡的這段時間，雨果以其熱情的憤怒，寫出拿破崙三世再三圍堵、不肯讓其在法國有影響力的詩集「懲罰集」，與如今已成為世界名著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儘管前者是以詩、後者以是小說的題材，但同樣都是描寫百姓的苦難，控訴不合理的政權，表達對共和政府的期待。 一八七０民主共和穩定發展後，人類思想史走向另一個重大轉折，就是「寫實主義」的興起。這時期跟浪漫時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用強烈的理想與熱情描述時代的偉大崇高，作家開始冷靜的分析社會問題、分析人性，筆調中因冷靜而顯得冷酷無情。 作家如此的抗拒崇高、高貴、偉大，只描寫可以看的見的真實社會，不僅是因為科學主義帶出來的「只描寫看的見的事物」的寫實風潮，也是對過去時代理想熱情的幻滅。因為他們發現，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並不比貴族時代高明多少；在社會中，繼續潛藏著陰暗面悲劇面，根本沒有透過民主革命而去除。所有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理想，如今被證實為只有局部的意義，因為中下階層的小人物被中產階級出賣、犧牲、徹底忽略了。於是寫實主義時代，預藏了未來的馬克斯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 對中產階級的幻滅感，對下層社會小人物的憐憫，導致藝術家作家們紛紛把焦距移到下層社會，也使他們被有錢有權的中產階級排斥，造成他們自身的苦難。這就是畫家梵谷與作家左拉所處的時代。 因此從這文化思想史視野，我們便可以分析出來，何以同樣是描述可憐的小人物，雨果的「悲慘世界」隸屬浪漫時代，左拉的「酒店」隸屬寫實主義時代！他們兩人儘管焦距都聚光在小人物，但雨果對崇高、偉大、理想甚至神聖的熱情篤信，左拉文中已不再復現。這正是兩本世界文學名著核心的差異！ 浪漫與寫實的風格差異
浪漫時代文學作品最典型的風格，就是善惡對立、戲劇性的情節與戲劇性的結束。譬如在「悲慘世界」中，芳汀與珂賽特母女都愛上大學生，但這兩個大學生卻是善惡對立的——芳汀愛的是始亂終棄的公子哥，珂賽特愛的是對愛情忠貞、又敢放棄貴族身份、投身時代洪流為中下階層百姓奮力搏鬥的貧困正義讀書人。而撫養珂賽特的旅館老闆夫婦，也跟主角冉阿讓形成善惡對立。 這些善惡對立、戲劇性張力，在左拉作品中都沒有。左拉作品中，善惡界線很模糊，從善到惡的過程緩慢漸進，除了心靈問題，更把視角置於很多環境上的無奈無力。左拉因著這種欠缺戲劇張力，被人評為細節太過繁瑣。這其實是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的特色。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析對比作品中的角色素描。 兩個女人的比較 「悲慘世界」與「酒店」，都以女人做為悲劇的核心人物。 不僅如此，雨果還將芳汀的悲慘、冉阿讓養大芳汀女兒珂賽特的故事，置於即將發生重大革命的一八三０年代之前，讓故事高潮伴隨革命時代的高潮，以襯托出這些小人物的悲劇，最大咎因在於社會制度的不健全，無法避免弱肉強食。
「酒店」中的女主角雪維絲的悲劇，一樣開始於被一個男人蘭蒂爾始亂終棄。不過，拋棄她的人跟她同樣是中下階層。這個男人愛慕虛榮好吃懶做，專門吃軟飯。
雪維絲後來遇上一個同樣階層的好男人，並結了婚，曾有數年美滿的日子，雪維絲夢想著自己開一家洗衣房，過過自己當家作主的老闆生涯。 「酒店」中女人的悲劇，在左拉筆下，焦距不再置於上層社會對下層社會的不公平傾軋，而是中產階級掌權、工商社會興起後，下層社會勞力終生的虛無、無價值感。這些小人物有好有壞、也有從好變壞的過程，但很明顯的都是平凡的。透過「酒店」顯出的人性觀與生命觀，既不崇高也不偉大，充滿瑣碎，更沒有從受苦中找到任何意義。 兩個八歲女孩的比較 雨果與左拉，都透過孩子的受難，表達最讓人動容的人間疾苦。 「酒店」中小女孩的受難就不是這麼幸運了。一樣是八歲的女童拉麗，母親被父親醉酒時活活打死，拉麗從此成熟成一個充滿母性的女人，她負起保護弟弟妹妹的責任，當父親酒醉要揍人時，她主動挺身被打，她想盡辦法張羅飢餓的弟弟妹妹的吃食，把自己餓成營養不良到走路得扶著牆。拉麗全身瘦的只剩排骨，體無完膚都是被打的痕跡。 拉麗這種成熟的母性，與對酗酒父親的逆來順受，竟出自八歲的稚齡，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從頭到尾，沒有人出現來救拉麗，同情拉麗的雪維絲自身都難保。悲劇中沒有對人性有任何崇高偉大的謳歌，拉麗的善良與責任感，絕不是謳歌人性的高貴，而是襯托出人世間最大的悲慘！ 拉麗與珂賽特的對比，只能說，「酒店」比「悲慘世界」，更是悲慘的世界。 沙威 有一個人物，在「悲慘世界」中舉足輕重，但在「酒店」中並沒有參照者，那就是沙威。 當沙威出場時，雨果這樣描述他：「沙威是在監獄裡出世的，他的母親是一個抽紙牌算命的人，他的父親是苦役犯。他成長以後，認為自己是社會以外的人，永遠沒有進入社會的希望。他看見社會毫不留情的把兩種人擺在社會以外：攻擊社會的人和保衛社會的人。他只能在這兩種人中選擇一種，同時他覺得自己有一種不可解的剛毅、規矩、嚴謹的本質，面對他自身所處的遊民階層，卻有說不出的仇恨。他便當了警察。」 雨果接著描述：「沙威由兩種情感構成：尊敬官府、仇視反叛。」沙威無法判斷，當社會體制不合理時，被社會遺棄的人可能並不是壞人，被社會優渥奉承的人可能無惡不作。「沙威刻苦、獨居、克己、制慾，從來不曾娛樂。他絕對公而忘私，是一個『兇頑的誠實人』....。」雨果筆下的沙威，其實比冉阿讓更有血有肉，我們幾乎都可以感覺到沙 沙威一直相信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是他在維護社會秩序、除暴安良、捍衛真理。他視將脫逃的冉阿讓逮捕歸案為此生最重要的使命。未料，在一八三二巷戰革命中，沙威被視為政府間諜被逮，又交給了冉阿讓，冉阿讓有了大好時機可以報復，冉阿讓卻放他走了。這個舉動震撼了沙威，讓沙威隨後又有機會逮冉阿讓時，也放了冉阿讓。 劇情至此，出現沙威此生最大的衝突：沙威生平只有一種法律正義，但現在卻出現跟法律正義很不相同的人道觀——一個應當被消滅的人，突然變成可敬佩的人；而最讓沙威震撼的，是竟然他自己也饒恕了、放走了苦役犯，他違反自己信守不渝的「法律正義」。 就有血有肉、真真實實的人性而言，沙威的形象刻畫其實比冉阿讓更成功。雨果刻畫出沙威法律正義的背後，隱藏的受創的成長經驗；也刻畫一旦視自己為正義化身的信念被摧毀後，茫然失措空虛的心理反應。 不過，沙威的成功，不表示雨果是個擅長刻畫衝突人性的小說家。「悲慘世界」，我們可以說是時代史詩、可以說是浪漫主義晚期文學經典，卻絕不能說是部性格、心理分析小說，原因在於雨果太強烈的著力於「完人」形象的刻畫。 這段話道出雨果描寫沙威企圖襯托出的主題。沙威是用來比照冉阿讓的，而冉阿讓的完人形象，是浪漫時代獨特人性觀點，這觀點在寫實主義時代已被質疑了，因此，「酒店」中沒有任何沙威式的掙扎，更沒有冉阿讓似的崇高偉大。關於這部份，我們在下面繼續評析。 善惡人性的不同觀照 「悲慘世界」中，德拉第夫婦一直是邪惡的代表人物。他們欺騙芳汀，欺凌珂賽特，後來窮困潦倒，又拋棄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只留下兩個女兒。德拉第與惡人為伍，招搖撞騙為生，他也讓兩個女兒到處騙錢。 雨果描述說「德拉第夫人的母愛，在兩個女兒身上就已經用完了。德拉第的三個兒子全流落街頭，但大兒子，在成為「巴黎街頭的野孩子」後，卻仍沒失去某些身為孩童的善良與天真，不僅無意間救了自己並不認識的兩個弟弟，最後還主動參與一八三二年街頭革命，為幫忙起義者撿子彈而死在街頭。對照之下，這三個兒子稚齡被拋棄，就讓人對德拉第憤恨難忍。 在「悲慘世界」這整部小說中，德拉第沒有駭人的大邪大惡，但也沒有任何改過向善的可能，甚至愛上珂賽特的馬洛斯，還基於德拉第曾救過自己的父親，而周濟這個明知是惡棍的人。最後，德拉第逃到美洲，惡性未改的幹起販賣黑奴的勾當。 至於「酒店」，儘管雪維斯被兩個男人同時吃垮，但庫柏的酗酒過程，因為是緩慢漸進的，難免讓讀者對貧困勞動階層生命的虛無、自身價值的無意義感感同身受的同情。蘭蒂爾吃軟飯油腔滑調的行徑，就從頭到尾表現的惡棍十足讓人不恥。 兩部小說中都用代表人物描述了社會中存在的邪惡性質、與使主角受苦的惡人。但是浪漫主義下的「悲慘世界」，和寫實主義下的「酒店」這兩部作品最大的差別，就是「悲慘世界」中出現的，對人性善良面、崇高面的完人式樂觀期待，在「酒店」作品中並沒有出現。 這對人性善良面崇高面完人式的樂觀期待，表現在卞福汝主教與冉阿讓兩個人物上。「悲慘世界」，是以對卞福汝主教的描述開始的，卞福汝的人道精神與愛的社會實踐，簡直到了無與倫比的完美地步。 完人 雨果先用非常多的篇幅介紹了卞福汝主教，然後引出卞福汝這種獻身、犧牲、捨己的精神，感化了因貧窮偷麵包坐監、憤世妒俗的冉阿讓。 這過程感化了冉阿讓。冉阿讓先以這種精神透過作市長建了一「福地」；又為了一被冤屈成冉阿讓、將終生成為苦役犯的不幸小人物、慨然出面認罪，放棄市長職位與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再為了對芳汀的承諾，獄中出走成為逃犯去救珂賽特；最後，終於以愛搖撼了自以為站在正義這一邊、其實是包庇了不當的法律與社會習俗、成為欺壓不幸窮人如芳汀的共犯的沙威。 而在撫育珂賽特、尤其是面對珂賽特的婚姻的過程中，冉阿讓為成全珂賽特未來沒有任何污點的婚姻生活，決心犧牲自己離開珂賽特出走；又為善不欲人知的不讓馬斯洛知道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這些都再在刻畫出冉阿讓簡直就是完人聖人。 卞福汝與冉阿讓，完全是浪漫主義式的樂觀人性論觀點。因此「悲慘世界」，儘管有著主教、冉阿讓和基督受難的信仰象徵，但作者把小說焦點大量的放在完人形象，使小說內涵精神最強調的，其實是人文、人道主義觀點。 這世上真的有這種完人？就算有，很多嗎？這種完美又是如何得到的？何以道德的感召，在冉阿讓身上可以成功，對德那第卻無法成功？道德完美的人，又該如何處置說大惡還不至於、卻十足是個惡棍的小人呢？對雨果作品的這些疑惑，其實恰好點中浪漫主義時代對人性論過度樂觀的箇中特點、也是箇中盲點：浪漫時代的作品，的確太過於強調個人的傳奇與人性的完美，大力的著墨於此，以致於忽略了完人聖人就算有、也太過稀少，將焦點集中於此，不僅不夠真實，有時甚至因此犧牲掉某些社會正義。 譬如就「不真實」而言，卞福汝與冉阿讓的確刻劃的像是神話中的人物，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太難太難找到這樣的人了！至於「社會正義」部分，我們看到冉阿讓固然完美，卻陷馬斯洛於不義——馬斯洛何嘗希望自己的救命恩人寂寞孤獨落寞寡歡的病死呢？此外，德那第竟為了幾個主角自我要求道德無瑕疵下，被放走了，使他有機會跑到美洲販賣黑奴，造成冉阿讓、馬洛斯的愛心讓另一個國家的某些人因此受苦，這豈不是完人的更大「瑕疵」嗎？ 太過於強調完人道德，往往就會帶出犧牲社會正義的嚴重後果，因為完人道德只能拿來要求善良的人，卻無法教育邪惡的人，而邪惡的人在完人會要求自己言行沒有任何弊病的情況下，更敢為所欲為，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會懲戒他。 俗人 讓完人成為主角，呈現出浪漫時代對人性的過度樂觀的理論。 而這論點，到寫實主義時代就矯正了，寫實主義對人性善惡間平平實實的描述，使寫實主義時代的文學作品，人物平凡生活瑣碎，劇情也不再充滿幻想的高潮迭起。固然這會使寫實主義的作品比較沈悶難讀，但是，這種矯正浪漫時代的觀點，未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深刻。 我們來看曾經是雪維絲苦難中的精神支柱的高耶特。 高耶特與雪維絲之間的情感，是屬於平凡俗人的「精神之戀」。有幾處描寫，瑣碎平凡，卻著實讓人動容： 很不幸的常住他們家騙吃騙喝的蘭蒂爾，卻一直是近水樓台的想再度騙雪維絲上床。有一次，蘭蒂爾誘騙，雪維絲抗拒的過程被高耶特正好撞見，高耶特女神形象毀了。後來雪維絲找到機會告訴高耶特她其實是在抗拒，未曾墮落。左拉描述：「現在高耶特又可以自由呼吸，內心又有了歡笑。他們靜靜不說話，雙眼充滿柔情，天空白雲像天鵝般漂泳，野地山羊柔婉的咩咩。」 這段凡俗之人的愛情描述，是何等簡單，又何等高尚。 只是雪維絲後來還是墮落了。墮落那天，是因為庫柏連喝三天酒，大醉，回家吐的到處都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容身。蘭蒂爾趁機推雪維絲進自己房間，而雪維絲當時，又疲憊又沮喪，只想找個乾淨地方睡覺。 最後，當雪維絲餓的受不了出門作妓女，第一個碰到回頭理她的男人，竟然就是高耶特。高耶特帶她回家，給她東西吃，看到她「因為飢餓，手也抖腦袋也抖，只好用手抓東西吃，塞下第一個馬鈴薯時，忍不住哭出來。大顆大顆的眼淚流下面頰，滴在麵包上，但是他繼續吃，貪婪的吞嚥，用力喘氣，下巴都歪了，喝水時，玻璃杯吭啷吭啷敲擊她的牙齒。喔，主阿，餓的半死時吃東西，實在太好、也太悲哀了！」 高耶特激動的跟雪維絲說：「儘管經過這些變遷，我仍然愛妳。」 雪維絲最終是餓死的。死時無人發現，直到傳出屍臭。 左拉筆下的高耶特，不是完人，也沒有拯救墮落、苦難的能力，但是卻有凡俗之人的簡單而高尚的心靈。正是這種內在的高尚，與面對雪維絲外在殘酷環境的無力、平凡，與浪漫主義時代相較，才更是呈現出真真實實的心靈掙扎衝突，與現實的悲慘。 宗教 儘管雨果的「悲慘世界」，真正的重點是在人文人道主義，但是他未曾拋卻宗教信仰這個議題。他還是透過卞福汝主教這個完人來描述的。卞福汝是完人，卞福汝也是基督的象徵。雨果透過他鋪陳宗教信仰的力量。 當卞福汝接待流離失所、到處被人懷疑驅趕、找不到地方住的冉阿讓時，對他是完完全全的信任接納，絕不問及他的過去。但是冉阿讓長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內心已充滿苦毒，他甚至怨恨上帝！所以冉阿讓理所當然的偷了卞福汝最心愛的銀器餐具，然後逃跑了。 卞福汝象徵了基督之愛，將冉阿讓從黑暗苦毒中救贖出來，銀燭台則象徵光明。這是基督以其救贖之愛，挽回黑暗中的人，使其進入光明的信仰譬喻。 我們若拿「完人」卞福汝象徵基督的譬喻，與杜斯妥也夫斯基拿「最軟弱的人」——如癲癇患者、被社遺棄的女人——對罪人的同情理解，來象徵基督之愛；又會對比出浪漫時代的特點：基督是以完人——而不是受苦者軟弱者被遺棄者——為比擬的。 不管雨果「悲慘世界」如何的把真正的重點置於人文人道主義，他仍相信基督信仰具有救贖靈魂、助人超越自身的力量。 雪維斯和庫柏的婚禮，非得要有彌撒儀式，「窮人彌撒」需要六法郎，庫柏付不起，跑去跟穿髒道袍的老神父苦鬥一小時。「老神父精的像小販似的，庫柏恨不得打他一巴掌。」然後庫柏開玩笑問老神父能不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大減價的彌撒，只要不太陳舊，能適合一對普普通通的夫婦就行了？最後老神父勉勉強強答應用五法朗的代價為他們舉行彌撒，「然後喃喃的說上帝一定不喜歡保佑他們的婚姻。」.... 庫柏雪維絲結婚那天，去教堂晚了點，被責問「是不是想戲弄宗教？」神父繃著臉面有饑色，匆匆作彌撒，速速念拉丁語，新郎新娘自覺好愚蠢，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跪地、站起或坐下....，最後的祈禱文說完了，教堂開始充滿看守人的腳步聲和椅子往回拉的聲音，祭壇前顯然要佈置迎接某個聖徒的紀念日，工人正釘上垂織品，鐵鎚砰砰響，庭丁掃起滿天灰塵，急躁的神父迅速用手摸摸雪維斯和庫柏低垂的腦袋....。 整個場景的描述，宗教徒具形式，對人間疾苦完全沒感覺，沒有安慰、沒有悲憫、沒有救贖、沒有祝福、沒有任何幫助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也完全感覺不到上帝的存在。而後續劇情的發展，就再也沒有提到宗教了。 人性與信仰 浪漫時代的人性論樂觀幻想，究其根源，還是時代的產物。我們可以看到雨果時代的共和主義英雄人物對未來的期待：「十九世紀是偉大的，但二十世紀將是幸福的，那時就沒有與舊歷史相似的東西了.... 人們不用再害怕災荒、剝削、或因窮困而賣身、或因失業而遭難，不再有斷頭臺、殺戮和戰爭，以及無其數的事變中所遭遇到的意外情況。人們幾乎可以說：『不會再有事變了。』人民將很幸福.... 朋友們，和你們談話所處的時刻是黯淡的，但是這是為獲得未來所付的驚人代價。革命是付一次通行稅....，弟兄們，誰在這兒死去就是死在未來的光明中。」 浪漫時代對未來有如此大的盼望憧憬，對身處的死難有如此大的價值意義感，這正是浪漫時代對人性論如此樂觀的原因。 當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這種樂觀論，隨著社會越來越不相信過往理想會實現，而漸漸淡去，理想幻滅的同時，人道主義者只看見下層社會小人物的困苦悲哀掙扎，卻不相信天地間會有幫助人超越自身的力量，加上科學越來越快速的發展，終於，寫實主義出現了，徹底走向「我只描述我看的見得事物、不描述我看不見的事物。」這就是左拉「酒店」的時代。 而我們終將在二十世紀的馬克斯主義革命中，再度看到對未來的憧憬盼望，與對身處死難的價值意義感——只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不再是心靈論的（唯心論）而是經濟論的（唯物論），對人性內涵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徹底的不信任，寧願主張階級鬥爭。這種唯物觀點建構的社會烏托邦，終於在二十世紀結束時徹底幻滅。 二十世紀末，卻又出現了「自然大地與心靈烏托邦」思潮。（這裡我特別指稱二十世紀六零年代以後開始發展的新時代運動，我對這「自然大地與心靈的烏托邦」充滿憂慮，因為它不從歷史中找到殷鑑的，再度重返人性樂觀論，甚至篤信「靈界至善」。「註」） 從樂觀到悲觀再到樂觀；從心靈到唯物再走往靈界，從性善的完人到性惡的魔鬼到用大地用心靈建構烏托邦，如今的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在虛無幻滅、遊戲嬉玩中，幻想透過招引不知名的靈界力量提昇自己....，這些演變其實從古早的人性論嘗試中，已可看見蛛絲馬跡。 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人性論嘗試，每個時代也都只掌握部份真理。一切人性論嘗試，無非企圖解釋邪惡由何而生，良善如何獲得，社會正義能否達到，以及人如何獲致拯救。最終，人性論其實是個信仰問題——是你我無從迴避的、早已暗中自覺不自覺的作了選擇的信仰問題！ 註：請參我另文 大地與心靈的神話—從「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看新浪漫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