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相信末世臨近與末世焦慮現象的差異:
我們從如上的時間觀來審視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出現的各類末世現象,看看有哪些末世態度,很明顯的缺乏盼望與積極入世的態度,並將焦點過度集中於末世本身,我相信這是世界末日焦慮徵候群的根源之一。
(1)分離主義
這種末世態度特別表現於內部的親密團結,與對外界的強烈敵意。不僅對不信者有強烈的審判性言語,甚至盡量減少跟他們接觸的機會,以免自己被「污染」。他們相信自己是已被上帝撿選出來分別為聖的群體,世界則是墮落腐敗將被審判的,未來的新天新地只與「我們自己」有關,在這種思考模式底下,他們對於社會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當然也就不會抱持任何參與關心的態度。
這種態度的不完備,是在於它明顯匱乏上帝以十字架受難與人類共負苦罪、以救贖恩典關愛此世、以復活成為新人新創造的末世盼望的信仰。
(2)計算日子
影響西方文化甚深的聖經中,兩卷最具有末世預言性質的經卷「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是以寓言體書寫而成,內中很多比喻,都容易讓人附會政治現實,產生世界末日的聯想。因此從十字軍東征、到宗教革命、到二十世紀一二次世界大戰、以色列復國....太多歷史事件不斷被詮釋成末世徵兆,而將敵對國或敵對宗教勢力穿鑿附會成敵基督者,也不勝枚舉。
從耶穌十字架受難並死裡復活事件就開展末世來看,我們已經歷了兩千年末徵兆,而且越到現代,徵兆越是明顯趨多,但這一切類似末世的現象,我們最多只能解釋為徵兆。耶穌在世時,說出末世會出現的各類徵狀,但也明言,末世何時到來,只有上帝知道,一切「徵兆」,無非是提醒人上帝之約必會實現。
因此明確預言末日時間,是不合乎天主/基督信仰的時間觀的。而過去非常多指出末世日期的預言,其實是藉助了占星術。
明確指出時間最嚴重的後果是,它多半同時誇張了審判死亡災難的訊息,引發群體焦慮。
舉例而言:
1180年代的托利多書簡,以占星預言1186年九月較高和較低行星會合時,會有大災難。
十五世紀希爾騰(Johann Hilten)預測1651年是世界末日。
1694年英國梅森宣布世界末日即將到來,只有在Water Straford的人能活下去。
1830年美國陷入經濟不景氣,導致信徒重新審視苦難問題時,米勒(Millerite Fiasco)預測1843到1844年之間,基督會再來。
1889年白克斯特(Rev.Michael Baxter)在「歷史終結世紀的末端」一書中,宣布1896年將有144000個基督徒被提到天國,1901年世界將終結。
1973年林賽(Hal Lindsey)出版「遲遲的偉大地球」,預測人類歷史會在1980年告終。
1980年代惠斯南(Edgar Whisenaun)預測1988年基督會再來,並寫了一本書「為什麼升天會是在1988年的88個理由」。 美國預言教師泰勒還配合此日期舉辦以色列旅遊,索價美金1850元,為的是讓大家在聖地升天。
基督通訊的總經理阿姆斯壯(Hart Armstrong)指明1988年基督再來。
麥基福(Dr.James Mckeever)則算出2030年左右這世界會結束。
加拿大傑福瑞(Grant Jeffrey)在「哈米吉多頓─與命運的約會」一書中主張2000年世界結束。
諾斯卓達馬斯(Michel de Nostradamus1503-66)的神秘四行詩,因其預言「1999年七月,偉大的『恐怖之王』將由天而降,在戰神火星統治的以前或以後,使『蒙兀兒帝國的偉大國王』起死回生。」造成諸家不同解釋,而跟諾斯達馬斯相關的書籍也因此大賣。(註二)
|
(3)只看審判不看救恩的極端自虐
這就例如自笞團體,他們把自己自笞的失去知覺甚至死掉,不計一切的嚴責己惡,不計一切的想要贖罪。
這種末世態度,太過於缺乏「在已實現、但尚未完成的應許中等候」的盼望──等候中不忘懷自己是新造的人,已得救、仍等候完全的救贖;已因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受難被上帝宣佈為義、但仍等候所盼望的義;在等候與盼望中,讓自己行事為人與盼望相襯──他們只注意著自己不完全的部分,忽略真正的完全,是在新天新地開始才可能發生,更忽略他們這時已經充滿上帝的愛、接納與恩典,因此極度的自責到自虐。這種態度,以中世紀末期最為普遍。
(4)世界烏托邦主義
這種觀點是相信,新天新地正義慈愛和平的世界,徹底存在於我們這世界,完全不需要透過上帝大能的更新。因此他們選擇徹底的入世,對世界不存任何疑慮與批判。舉例而言:
1494年法國查理八世率軍攻打義大利,他相信自己是預言中會重新佔領耶路撒冷,復興基督教帝國的君主。這預言也使弗羅倫斯相信自己是被揀選被上帝祝福的城市,因此開門迎接法王進城。
1650年,相信基督教國即將來到的人,幾乎控制了英國國會,他們被稱為「第五君主政體論者」,其理念就是革除一切人為制度,建立神國。爾後因克倫威爾的背叛,克倫威爾還被他們斥為「敵基督者」,最後他們在革命行動中被處決,領袖維那死前還宣稱自己是基督的化身。
到十八九世紀進步樂觀思想充斥於歐洲時,世俗形式的神國觀點就徹底的開展。
世俗形式的神國觀點最高峰,發生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十九世紀,強烈的樂觀進步論,使神國新秩序已來到的言論成為主流觀念,緊接著這世紀的樂觀期待之後,十九世紀末便爆發了「世紀末」的頹廢悲觀思想,沈淪滅絕感,變成一種流行趨勢。
同樣的現象發生於二十世紀初與二十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人們對於這一世紀的好奇心是很強烈的,許多基督教思想家同時篤信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正是上帝允諾的神國主義。
(5)社會邊緣人與革命暴力的小群體
這種自認為是在對抗協惡勢力,並預言自己將在協惡勢力的猛攻下被光榮解救的邊緣性社會團體,是最具有爭議性的。因為他們不只是受信仰時間觀的影響,從社會邊緣人性格、或精神分裂性格來看,都具有研究意義。他們最明顯的特點是,脫離社會規範自成一個團體,在分離主義之外,加上強烈的革命暴力行動;此外,他們一定有經常發告審判預言的宗教領袖,這宗教領袖的領導風格也是極端獨裁的。
當然這類群體也是自古皆有。
1260-1307年的「使徒同志團」(Apostolic Brethern),算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宣講世界末日的小群體,他們用武力對抗政府和教會,並且把政府和教會的反撲,當成預言的應驗。
波西米亞小鼓山派,自成公社,以兄弟之愛代替法律統治,預言1420年基督會再來,除小鼓山,世界都將被毀。當預言失效後,這個團體出現新的說法:基督已秘密回來帶領他們,而後轉成軍事組織,經常肘有戰亂行動
1535年再洗禮派宣告西發利亞的明斯特將成為新耶路撒冷,先以嚴謹的道德統治,而後突然宣佈上帝已重新制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轉成性放縱統治。最後他自己成為國王和末日的救世主,並濫殺無辜,視此為基督二次再來前的必要過程。
|
當然頻率最高的,還是出現於二十世紀中期以後:
1978 年 11 月美國印第安那州「人民教堂派」, 在金瓊恩的領導下吞毒藥集體自殺,共死 913 人,其中有 276 人為孩童。
1985 年菲律賓岷答那峨島 60 名阿塔族族人依其宗教領袖馬加亞農命令,吞農藥集體自殺。
1986 年日本本州西部和歌山市海濱有七具屍體, 遺書上說他們是「友誼與真相教會」,在宗教領袖去世後,要追隨宗教領袖而去。
1987 年南韓漢城出現三十二名信徒屍體, 他們跟隨一自認是女神的宗教領袖。他們吞的是不會致命的毒藥,但喉嚨全遭人切斷。
1993 年 2 月,美國德州「大衛教派」與警方對恃 50 餘天後,會眾引火自焚,但後來在屍身上多發現彈孔。宗教領袖克瑞許在跟警察槍戰中死亡。
1994 年十月, 在瑞士發現有 48 具屍體,屬加拿大的太陽神殿教,宗教領袖朱瑞的屍體在加拿大魁北克發現。
1995 年 3 月,日本奧姆真理教在地下鐵車站施放「沙林」毒氣,造成 5500人死傷。
1996 年美國蒙塔那州東部出現「自由人」, 集住農莊,是宗教團體,有領導者,抗拒憲法與納稅,後經美審慎處理,未曾導致大衛教派事件重演。
1997 年 4 月一群資訊科學人士「天堂之門」集體自殺等候被接升天。
...........?
|
這些自殺事件,絕不只是民間落後信仰與低階層人士參與製造出來的事件,裡面也有屬於高科技、高知識階層的人士。很明顯的,這些集體自殺事件隨著時間迫近 1999 終結,而越來越密集。
他們都相信團體中的「救世主」並徹底委身追隨;他們相信救世主所說的預言,預言往往跟世界將終結滅絕、需透過死亡等候進入另一世界有關;而且全都是宗教事件。
● 四、個人抉擇的終極關懷──面對末世:
我們由此回過頭來看,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出現越來越多的末世焦慮徵候群下,「末日迷蹤」系列的意義。
「末日迷蹤」系列,儘管面對敵基督的強大勢力,偷偷成立「災難之光」團體,但是主角波哥與史雷,選擇投身進入被協惡勢力團團圍住的職業,而不是分離主義與革命暴力、更不是自虐,他們也把焦點一直放在「我現在能作什麼?」而不是「到底我什麼時候會遭禍?」此外,他們跟人的信仰談論,焦點不是放在審判訊息,而是放在基督的救恩上。這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末世基督再來,明明確確是應許之約的實現,是恩典的完滿,他們以盼望等候,並認真活在當下,他們不僅自己如此,也渴望讓其他人明白此點。這也是他們在信仰上一再著力的主因。
於是我們會看到史雷決定成為敵基督賈龍的飛機機長,波哥決定繼續作重要傳媒的記者,他們都面對「成為賈龍當前的紅人」的權力誘惑,但卻彼此督促勉勵,涉入權力中心是為了上帝末後之約的應許、與社會正義的實踐。信仰,一再成為他們抉擇行動的背後力量,他們將因此成為賈龍遲早要剷除的對象,他們也隨時準備殉難。
「末日迷蹤」系列暢銷大賣以來,它的危機只存在於:非常有可能在商業體制的促銷下,對書中信息淺薄膚淺化、以致於變成一種流行魅力、失卻信息真義,但不可能引發類似放毒氣或集體自殺事件的文化焦慮症,原因也是在此。
這正是「末日迷蹤」系列在末世徵候群中存在的、屬於文化趨勢方面的意義。
(END)
註一: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Moltmann)的終末盼望與此世實踐觀點,給了我非常多的引導與啟發,鄧紹光的「終末、教會、實踐」一書,尤其幫助我瞭解莫特曼。
註二:這些資料來自「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ime)一書(作者Damian Thopson),不過,我對此書意見不全數贊同。「時間的終結」不完全等於「末世觀」,擁有末世觀,也不一定就引發焦慮徵候。作者並沒有嚴謹的區分這些觀念與現象間的差異,籠統以「線性時間」一併帶過,導致各種觀點與現象混雜,引發的疑問比答案還多。因此,我這篇文章嘗試在這些地方特別作一些區分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