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文學第二期與藝術的不自由
五四新文學初期發展到後來，創作者人人以反對者批判者為榮，這種情況支配新文學內容與文人們，發展到不正常的地步。
在民國六年一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雛議》之後四年，也就是民國十年四月，有一個很特別的社團「創造社」成立，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等，他們出的第一本集子中，郁達夫的《沈淪》，立刻引發震撼，因為它是徹底的幻滅、頹廢的，完全是過去新文學入世批判理想主義的逆流。他們發表他們的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但當他們揮起「為藝術而藝術」之下的批判大旗，卻又徹底攪亂大局，因為他們根本不在意對腐舊社會文化的批判，他們專門批判新文學陣營，這讓一向鼓勵批判的其他新文學陣營立刻陷入兩難的尷尬局面。
其實批判新文學陣營的痞子作風，和幻滅頹廢的文學內涵，都出自於一：浪漫主義，也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必然結果。這「為藝術而藝術」的五四逆流，不僅反映出青年人對五四之後社會局勢沒有明顯的好轉的失望情緒，更反映出「破與批」的五四初期文人理想主義，在這時已出現困境，需要自我更新。
文學成為意識型態的實驗場
只是很不幸的，在這段時間，中國不僅有掃除軍閥的政治壓力，同時，竟因距俄國近，比歐美都更早開始陷入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意識型態實驗中：「是資本主義民主，還是共產主義民主？」當然，中國陷入這個實驗時，還沒有那麼成熟的意識型態內涵，只是化身成國共兩黨的政治軍事地盤對立。
一個全新的意識型態，需要用世界歷史來作實驗場，中國只比俄國晚一點點的，成為實驗中心。共產黨主張徹底翻轉無產階級，便成功結合了新文學中主張「為人生而藝術」，透過描述中下階層貧苦人民以批判舊文化的人道主義文人，而共產黨激進的鬥爭打倒行動，更結合了五四以後文人失望幻滅的心情，讓他們重新燃起一線希望。
會不會以筆批判帶動思想革命之後，應當是繼之以行動以開創新局呢？
新文學第二期，絕大部分文人紛紛以表現左派作風為傲。新文學歷史再度跟知識份子的入世理想主義結合了，只是是用著非常激進的態度。他們當中若干人如丁玲巴金，以滿身的熱情頭入左翼作家陣營，（巴金的名字來自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兩人名字的首尾，丁玲的愛人胡也頻因激進左傾被國民政府槍斃，丁玲隨即加入共產黨），他們是真真誠誠的相信，共產黨可以成全他們的入世理想。
於是我們會看到新文學第二階段，大多數的文學社團與文學刊物，都是標榜革命文學的成為共產黨的代言刊物。最有趣的，是連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在這時期，也鼓吹革命文學，他們過去的痞子批判精神，如今成為共產機關的代言力量。
文學健將以文學作品入世批判關懷，在中國文學史上非常難得可貴。但是這階段的激進，使有些文人開始覺察反省：將文學與意識型態化等號，壁壘分明的讓文學內容作或左或右的選擇，是不大對勁的。
尤其是外有日本侵略，內又國共對立的期間，左翼的革命文學與右翼的民族主義文學成為唯一的選擇，他們開始發現，他們竟然不知不覺陷入跟舊時代文人一樣的困境，其實他們完全沒有自由；他們很弔詭的在不知不覺間失去了爭取到的自由與批判力量。
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的文人，甚至發現自己在寫宣傳品之外，並要到街頭從事活動以顯示其革命精神，最後，他們被規定了創作綱領：拋棄所有資產階級式的知識份子的「革命的興奮與幻滅」，從無產階級世界觀來觀察描寫，並且一定要用工人農民聽的懂的語言。如果他們拒絕此綱領，立刻被打入「小資產階級」，並被質疑他們的筆是沒有理想的。左翼作家聯盟的綱領是：「我們的藝術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註三）
重新爭取藝術的自由
有些早期的新文學健將如郭沫若，在這時復古的研究起易經甲骨文，再度變成隱逸逍遙於政治情勢之外的局外人。另一些文人決定參與筆戰。新文學第二期國共對立階段，除了民族文學與革命文學，最重要的筆戰就是「藝術自由」的問題──這其實是對批判舊社會、期待新社會的文學革命、到以行動抉擇革命，最後文學成為革命的附庸的徹底反省，他們要把文學革命跟社會政治革命區隔開來。
梁實秋在《文學與革命》（註四）一文中說：「....在文學上，只有革命時期的文學，並無所謂的革命文學....從人心深處流出來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家不接受任誰的命令，除了他自己內心的命令；文學家沒有任何使命，只有他自己內心對於真善美要求的使命....。」這已是對作家心靈自由的爭取。
到了胡秋原發表《藝術非至下》（註五），終於引起文藝自由的論爭。胡秋原文中說：「藝術雖不是至上，也決不是至下，將藝術墮落到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蘇汶在《第三種人的出路──論作家的不自由》（註六）一文中最後語重心長的說：「....永遠的沈默，長期的擱筆，確實，有一部份作家是在那兒「靜待」自我的沒落了....。」
文人們的文章不斷因立場問題彼此批鬥亂扣帽子，文學被當作了政治立場的表態，新文學的內涵與形式完全不成為「文學批鬥大會」關注的焦點，讓五四新文學的參與者，在新文學第二期時，對自己當年堅持的「以新文學批判舊社會激出新社會」的文學理想，面臨茫然、失望、幻滅的窘迫。而有些作家如丁玲、巴金，則是在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後，自身被徹底批鬥下放，方才醒悟過來。
藝術不該淪為為政治服務
這因入世批判舊傳統理想，最後失去藝術自由的新文學第二期，徐志摩再度成為一個象徵。
這時期，徐志摩與胡適等人，創辦了新月社（1928正式成立），他們對當時文壇被意識型態盤據的現象的看法是：「正逢著一個荒欠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這又是一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他們一成立便公開反對傷感派、頹廢派、唯美派、功利派、訓世派、攻擊派、偏激派、纖巧派、淫穢派、熱狂派、稗販派、標語派、主義派，並堅持「不得不醒起不能不奮爭，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遭受凌辱與侵襲的時候。」（註七）
從此徐志摩為左翼所不容。
左翼詩人這時受意識型態影響，盡往「口號詩」發展，認為這樣的詩「才有內涵」。例如殷夫的《讓死的死去吧》：「讓死的死去吧！他們的血並不白流，他們含笑的躺在路上，彷彿還誠懇地向我們點頭。他們的血畫成地圖，染紅了多少農村、城頭。他們光榮地死去了，我們不能向他們把淚流，敵人在描準了，不要舉起我們的手！....。」
這些認為口號詩才具有革命屬性理想主義的左聯人士，將徐志摩打成「資產階級」「貴族文學」。
其實徐志摩的詩中，絕不缺乏對中下階層的人道關懷。
譬如他的《古怪的世界》：「從松江的石湖塘，上車來老婦一雙，顫巍巍的承住弓形的老人身。多謝（我猜是）普渡山的盤龍藤：青布棉襖，黑布棉套，頭毛半禿，齒牙半耗：肩挨肩的坐落在陽光暖暖的窗前，畏□的，呢喃的，像一對寒天的老燕；震震的乾枯的手背，震震的皺縮的下頦；這二老！是妯娌，是姑嫂，是姊妹？晚霞氾濫著金色的楓林，涼風吹拂著我孤獨的身形；我靈海裡嘯響著偉大的波濤，應和更偉大的脈搏，更偉大的靈潮！」
以及《拜獻》：「山，我不讚美你的壯健，海，我不歌詠你的闊大，風波，我不頌揚你威力的無邊；但那在雪地裡掙扎的小草花，路旁冥盲中無告的孤寡，燒死在沙漠裡想歸去的雛燕──給他們，給宇宙間一切無名的不幸，我拜獻，拜獻我胸間的熱，管裡的血，靈性裡的光明....。」
而他《一塊晦色的路碑》，也以詩體發出不平之鳴：「....過路人，假如你也曾，在這人間不平的道上顛頓，讓你此時的感憤凝成最鋒利的悲憫，在你的激震著的心葉上，刺出一滴，兩滴的鮮血──為這遭冤屈的最純潔的靈魂。」
1926年段祺瑞政府槍殺請願民眾，死者中有十三歲孩童的三一八事件，事後，徐志摩寫了《梅雪爭春》：「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醜，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豔！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我替你備下真鮮豔的春景：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但徐志摩的人道與不平之鳴，終究會被他再度提升到對生命的探索與提問；因為這才是他的終極關懷。他不會讓自己的詩，被帶往「藝術為政治革命服務」的不自由裡去。
所以徐志摩會透過人道精神，看待十字架事件的《骷髏地》：「....『父阿，饒恕他們吧，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犯的是什麼罪....你沒聽著怕人的預言？我聽說，公道一完事，天地都得昏黑──我真信，天地都得昏黑──回家吧！』（1924）
或寫出不受人世限制，嚮往超越真理的詩作《我不辭痛苦》：「我不辭痛苦，因為我要認識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裡存身，到最後那時辰見我的真，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遲疑！....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份；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1925）
痴鳥到死方絕唱
任何一篇詩作都被亂扣帽子，使徐志摩自由、美、愛的詩的意涵徹底被糟蹋。
我們看他這時期的詩作《秋蟲》，通篇充滿對文人無恥的、用「主義」強姦藝術的無奈抗議：「秋蟲，你為什麼來？人間，早不是舊時的清閒；這青草，這白露，也是獃：再也沒有用，這些詩才！黃金才是人們的新寵，她佔了白天，又霸住夢！愛情：像白天裡的星星，他早就迴避，早沒了影。天黑它們有不得回來，半空裡永遠有烏雲蓋。還有廉恥也告了長假，他躲在沙漠地裡住家；花儘著開可結不成果，思想被主義姦污的苦！你別說這日子過的悶，晦氣臉的還在後面跟！這一半也是靈魂的懶，他愛躲在園子裡種菜。「不管，」他說：「聽他往下醜──變豬，變蛆，變蛤蟆，變狗....過天太陽羞得遮了臉，月亮殘缺了再不肯圓，到那天人道真滅了種，我再來打──打革命的鐘！」
徐志摩在其猛虎集詩作的序（1930）中說：「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枯窘的深處。....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麼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裡和身子浸著，或是有千千萬萬人在極度的飢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就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型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裡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痴鳥，他把他柔軟的心窩緊抵著薔薇的花刺，口裡不住的唱著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快樂與痛苦是渾成的一片。」（註八）
他用痴鳥比喻自己在這時代中堅持的藝術心靈的自由。
前途是自由？是渺茫！
文學第二期的徐志摩，不僅面臨強逼藝術家失去自由的時代處境，他自身透過跟陸小曼的結合以見證愛、美、自由合一的理想的冀望，也徹底的幻滅了。從初婚日記中寫：「前途是自由吧？為什麼不？」到當年十二月的日記：「我想在冬至節獨自到一個偏僻的教堂裡去聽幾折聖誕的和歌，但我卻穿上了臃腫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戲，我想在霜濃月澹的冬夜獨自寫幾行從性靈暖處來的詩句，但我卻跟著人們到塗臘的跳舞廳去豔羨仕女們發金光的鞋襪。」再半年後詩集序中寫：「狂妄的虛潮早經銷退，餘剩的只一片粗確的不生產的砂田，在海天的荒涼中自艾。....我如其曾經有個一星星詩的本能，這幾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一首詩，前途更是渺茫。....。」（註七）
他跟陸小曼的結合，非但沒有證明他的理想主義──自由、愛與美，反而徹底毀滅了他自己和陸小曼。
新文學第一期以身試法、反抗舊傳統爭取自由愛情的詩人徐志摩，到第二期，被現實生活徹底的綑縛，留下充滿遺憾的詩作《火車擒住軌》：「....睜大了眼，什麼事都看分明，但自己又何嘗能支使運命？說什麼光明，智慧永恆的美，彼此是在同一條線上受罪；就差你我的壽數比他們強，這玩藝反正是一片糊塗帳。」彷彿既慨嘆自己的昔與今；也慨嘆所有懷抱新文學新時代革命入世理想的知識份子的昔與今....。
1931年，徐志摩飛機失事過世；其他藝壇繼續攪和著意識型態的筆戰，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新文學第二期被迫中止。
註一：胡適「文學改良雛議」「新青年」1917一月號
註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7二月號
註三：左聯理論綱領1930四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註四：梁實秋「文學與革命」1928「新月」第四期
註五：胡秋原「藝術非至下」1931文化評論創刊號
註六：蘇汶（戴杜衡）「第三種人的出路──論作家的不自由」1932「現代」一卷六期
註七：徐志摩「新月的態度」「新月月刊創刊號」1928三月註八：猛虎集詩集序1930
● 後記
在徐志摩時代，有一個作家叫做名張恨水，文風乃鴛鴦蝴蝶派，有人戲稱禮拜六派，因為文章專供上班族週六閒暇時休閒用。但是他的《啼笑姻緣》小說，卻引發巨大的「啼笑熱」「張恨水熱」，改編成戲劇絡繹不絕，由三零年代到五零年代，擁有最多的讀者。
同時間，迴避掉扣帽子政爭的林語堂幽默小品，也是另一種文風路數。
如今七八十年後，一個經濟繁榮、徹底走向資本主義民主的台灣社會，最暢銷滿街充斥的正是鴛鴦蝴蝶、腦筋急轉彎笑話、明星政壇花邊小道；徐志摩，除了他的《再別康橋》被編成教科書讓學生熟記外，其他一切創作早就被遺忘了！是因為一個電視連續劇「人間四月天」讓他再度走紅，其詩作文集，方才大賣。
梁實秋曾說：「徐志摩值得令我們懷念的應該是他的那一堆作品，而不是他的婚姻變故或風流韻事....徐志摩的文名幾乎被他的風流韻事所掩....。」
於今徐志摩透過電視連續劇，繼續因其風流韻事，文集大賣。
徐志摩對愛、美、自由的終極關懷，與他所處的時代的文人集體入世批判的理想主義....在此消費物化的社會，還能有安身立命之所、還能尋找到蹤跡嗎？有誰敢付代價抗拒消費物化社會的淺薄庸俗與物質慾望，重新找回心靈精神的自由與尊嚴？我在整理這篇文章時，一再被他們的血、淚、奮鬥、成功與失敗，他們的痴鳥精神所震撼感動，理想主義的時代傳承，在我立足的消費物化社會，竟是如此的不著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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