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尼采之謎◢
一：尼采的發瘋與「上帝之死」
這個事件隔天，他寫了一封只有一行字的信，描述了一種幸福喜悅的經驗：為我唱新歌，因為世界已經改變形體，諸天都充滿喜樂。十字架者不只簽名顯示尼采將自己等同於神，「為我唱新歌」也是來自聖經，只是稍加修改。
尼采發瘋的形式，還有最初隱含徵兆的事件十分不尋常，但尼采的情況在一開始時和上帝有很明顯的關聯， 我們已經解開尼采在 Turin 抱著馬的謎， 但我們猶須嚐試理解其背後深層的涵意。 接下來我們將會發現尼采在Turin 的事件，以及他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神秘關聯，錯綜地交織在「神蝕」的現象中。
1.與上帝劇烈摔跤的人
如果我們觀察「神—人的抗衡」在聖經中的轉變，就會發現一件奇特的事，就是雅各整夜和神摔跤後，竟不讓上帝離開，除非上帝祝福他。和神較力既費力且須付上代價，凡追求這種經歷的，便須從此負傷，亟須上帝的祝福。雅各在費勁與神摔跤後就跛腳了，尼采和神的扭打可能更為賣力，而且更為痛苦。
離開宗教信仰和被預定的教會生活，轉而宣告上帝已死，只是他和上帝較力的其中一個層面，那是一場不斷持續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的戰役，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上帝之死」不只是一個宣告，而是作品中的一段「發展」，和聖經一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由多卷書組成，「上帝之死」的宣告出現在第一卷書，在尼采之後的作品《 The Antichrist 》中，題材單一化為宗教，他盡所能地批評基督教，他迎戰上帝，他的作品和書信都顯示，他自覺他在這場戰役中占優勢，幾乎是前無古人。
但這卻是一個必須付上極大代價的衝突，他必須和母親決裂，斷絕他對父親甜蜜的回憶，以及和他早年的信仰告別，一如遊牧般地孤獨存在於世上，不斷地自覺到肩上扛著極大的重擔，他好像在對尚未預備好聽他說些什麼的世界發言，他並非玩弄新奇的觀念，也不是為了贏得一個憤世嫉俗的神學家的名聲，他活在和上帝、家庭、教會、歐洲社會以及歷史的對決之中，他犧牲了他的健康，並且「決裂」構成了他日後發瘋的部分因素，他在杜林崩潰之後說，他要四處從背後拍人，用義大利文跟人說：「我們快樂嗎﹖我就是那開了玩笑的神。 」（ Siamo contenti? Son dio ho fatto questacaricatura. ）一個和上帝如此深刻較力的人最後付上發瘋的代價，而他發瘋的顯著特徵就是把自己等同於上帝。
2.失去上帝意味著瘋狂
「發瘋」和「上帝之死」之間有無關聯﹖尼采藉由一個瘋子的口初次宣告上帝已死，這樣一來，很難說兩者之間毫無干係，瘋子在《可喜的知識》（《 The Gay Science 》，或譯《 The Joyful Wisdom 》）裡宣告：上帝已死。這本書是尼采寫下查拉圖斯特拉的講演之前一年所著，大約一世紀以後，瓦特•考夫曼評此書時寫道：「尼采以先知灼見設想自己是一個瘋子，因為失去上帝意味著瘋狂……。」尼采像先知般地將他的話藉由一個精神錯亂者的口說出，光想到這就令人毛骨悚然，「失去上帝意味著瘋狂」這個想法足以引起爭論，這並不是說每一個原本具有信仰的無神論者都會精神崩潰，但這種看法的確提供了一個失去神祇的社會一些暗示，並且特別影射了這個曾經有力地闡述、宣告上帝之死的人。
二：尼采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相同點
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之間的關聯不只是解開杜林之謎的關鍵之鑰，也是揭示尼采發瘋和「上帝之死」之關聯的關鍵。
任何人只要稍微對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有所瞭解，便知道他過著異於常人的生活，但我們只須把焦點集中在尼采所認識的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個部分，所以我們便須縱覽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有趣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經在德國及瑞士待過幾年，這段期間尼采也在那裡，兩人之間有時可能只相隔不到七十五英哩，甚至兩人可能還曾在街上擦肩而過，但都不自知，尼采當時還未曾聽聞杜斯妥也夫斯基，杜一生也許從不知有尼采，兩人也從未見面。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活有幾點是必須考慮的，特別是有關兩人的共同點部分。（不過，我們絕不能忽略兩人之間具有差異性，而且是極大的差異。）
1.夢的奇幻國度
在追蹤聖經中「神—人抗衡」的轉變時，我們發現第一個為人所擁有的神力是解夢的異能，夢和異象因而成為先知向人啟示的正式機置，聖經對夢境的嚴肅態度可說是夢在人類經驗中具有特殊定位的重要指標。
夢的國度也在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交集地帶舉足輕重，畢竟，就某方面而言，兩人之間那條互通的路徑始於夢，也終於夢。而且都伴隨著夢境的實現——尼采童年的一個夢，緊接而來的是他的幼弟之歿；拉斯柯尼科夫的夢裡出現他已故的襁褓中的弟弟和一隻被鞭打的馬，結果是在Turin也有一匹受鞭的馬。
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都深深被夢的力量和它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所吸引。夢也是尼采《悲刻的誕生》第一卷書的主題，他雖對夢作了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類似的評論，也不會使我們感到驚奇，例如他曾說在夢幻國度的創造上，「每一個人都是藝術家」。他也曾在《 Human, All Too Human 》的兩個段落中提及夢境和真實之間的關係，佛洛依德曾在《夢的解析》中引用這兩段，露•莎樂美之後成為佛洛依德的朋友，自己也是精神分析師的她在她的尼采傳記中寫道：夢永遠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最後幾年，他常從夢裡面找尋教導的內容。莎樂美繼續把夢境、真實和另一個尼采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舞台連繫起來，即「瘋狂的國度」：尼采統合的思想湧現：在特定的情況下，夢是所有過去事物的再活躍，另一方面生命之最深刻的本質就是一場夢，我們作為醒覺者必須決定其精神和意涵，所有和夢有關的情況，以及一切引至混沌、黑暗、永無休止的地底生活的，都是如此……。
然而安祥的夢並不足以達成這種尋求，需要的是一種更真切、有效，甚至更駭人的經歷，也就是透過酒神的狂歡情境和著魔般狂熱的混亂——對！瘋狂本身就是墜向感覺之糾葛和想像之混亂的一個管道，這似乎是尼采進入原本根植在我們裡面原始深淵的最後一條路。
當然我們不應全盤接受莎樂美在尼采發瘋之後對他的分析，然而尼采在自己的著作《黎明》裡將夢和瘋狂作了對照排列，莎樂美曾引用其中一段：「在熱情的迸發中以及夢境和癲狂的奇幻化中，一個人重新找到他自己和人類的史前歷史。」要特別注意的是夢和瘋狂的重疊，這是其中兩個指陳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之關聯的重要領域。接著我們將遭遇其它重疊的情況。
2.父與子
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之間的關聯也牽涉到「父親」，杜氏和尼采一樣，在毫無預警的可怕情況下失去了父親。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青少年晚期時離家到工程學院就讀，期間他接到父親被農奴謀殺的消息，雖然最近此一謀殺事件遭到懷疑，但杜氏卻深信不疑。
佛洛依德對這一點頗感興趣，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弒父」一篇論文中，佛洛依德特別關注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父親之死而產生的伊底帕斯式的罪咎感，約瑟夫•法蘭克直接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咎感提昇為意識層面，他將之歸因於鄰近的事件，也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工程學院的第一年時失去了升級的資格，他父親被告知此一消息時中風了。
而且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學院時，雖然父親的經濟狀況吃緊，他一直向父親拿錢，以免在學院中顯得地位低落，杜斯妥也夫斯基可能因而感覺，因為他伸手向父親拿錢，迫使父親必須壓迫農奴生產，因而促成了謀殺事件。簡言之，有許多因素使我們相信杜為父親之死感受深刻，不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原因都使他背負著罪咎感。
在《罪與罰》中，拉斯柯尼科夫的父親過世，在他犯下謀殺的當晚，他夢見和父親手牽手散步。在《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裡面，那位父親（名叫Feodor，和杜的名字一樣）被其中一個兒子謀殺，但所有的兒子都各自背負罪咎感。杜斯妥也夫斯基告訴他的兄弟：「要不是我們可憐父親的眼淚灼熱了我的靈魂，我沒有什麼可後悔的。」
尼采對父親不得時之死的感觸不會亞於杜斯妥也夫斯基，他童年時夢見父親和弟弟一同返回墳墓就是一個証明，他還活在恐懼中，害怕遭受和父親相同的命運——發瘋和早逝。當他到了父親死時的年紀時，他的身心狀況跌到了最低點，他自己說：「我父親死時非常年輕，在我到了那個年紀時，我離死亡再近不過了。」對父親死亡的反應可說是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個共同點，不只因為它深具意義，也因為「父親」向來是人對上帝觀念的雛型，特別是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在宗教的環境下長大，不但口稱「天父」，也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更重要的是，「父」的議題和「神蝕」也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一個小孩在喪父之後並不必然會形成一個特殊的神學觀，但我們也不見得得上過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才了解一個痛失父親的人可能發展出「上帝已死」的概念。
3.馬
(1) 馬與人類的受苦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把「馬」考慮在內。
尼采並非唯一對受鞭的馬產生憐憫的人，這種景象在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世界中都不陌生。在青少年時，杜斯妥也夫斯基首嚐離家的滋味， 他和弟弟 Mikhail 前往學院就讀的旅程，這段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之旅被他喻為「從小男孩到成人」之路，他目睹了一輛三駕馬車的車夫被一個 courier 毆打，每一次courier 的拳頭落下， 車夫就隨著節奏鞭打馬匹，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iary of aWriter 》裡描述了這種人、馬怪誕的命運交融， 他說：「這個奇特的景象一生都將存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無法將它從腦海中抹去……，這樣說好了，這個小小的景象對而言就像是一個象徵，將『因和果』的關聯具象化了：打在動物身上的每一下都是由打在人身上的拳頭迸發而來。」
我們也可因而推論，這個景象影響了《罪與罰》的創作，其實杜斯妥也夫斯基收集這部小說題材的雜記中明確地提到了那次的經驗，在這個經驗中，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關注點全然在於人和馬命運的融合，這也成了小說結構中的題材。
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將此景帶回到了《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在題為「反叛」的章節裡，出現了文學史上對「受苦」的經典處理，那是兩兄弟之間的一段討論，無神論的伊凡引証了無數人類受苦的例子，他拒絕將此和上帝的公義之間做一妥協，他引的例子中牽涉到了加諸在人身上的痛苦，特別是小孩，但其中也包含了一個馬的例子，馬的眼鼻部分被農夫以皮鞭抽，因為牠駝不動重物。
這看來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親眼看到的那幕景象，但伊凡卻將之歸源於Nekrassov 的一首詩。有記載說，Nekrassov 那首詩在杜的心中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這正說明了，不論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親身經驗或他所讀過的作品中，他都被那個景象深深打動，同樣的景象之後也觸動了尼采。
早年印象所產生的力量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找到了出路，因此造就了世界文學史上最駭人的夢境之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妻子安娜描述了在一個情況下，杜斯妥也夫斯基對一群聽眾朗誦了《罪與罰》中那段馬受鞭的夢境節錄，她說：「我看到大家臉色慘白地坐著，有些人在哭泣，我自己也無法忍住眼淚。」杜氏為何選擇這一段來念很值得注意，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都視馬受鞭打為人類受苦的象徵，杜斯妥也夫斯基將它表現在文學當中，尼采有幸在日後讀到了這部作品。
(2) 馬與父親
馬匹具有雙重的涵意，因為馬和父親具有某種程度的心理關聯，這令人想起佛洛依德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little Hans，是第一個成功將心理分析應用到小孩身上的案例，Hans 非常害怕馬，只要有馬在街上， 他便不敢出門，造成小男孩這種恐懼症的原因是他曾在街上看到馬倒下來，佛洛依德將這種精神疾病和伊底帕斯張力關聯起來，在佛洛依德的觀念裡，任何恐懼動物的症狀都和伊底帕斯畏懼父親的原型有關，引証佛洛依德的學說是為了提供我們討論案例一些背景資料，在杜氏的例子中，他看到馬被鞭時正當他離開家，最後一次見到他的父親（傳說他父親的死和一顆來自馬車的枕頭有關，他是窒息而死的）。
《罪與罰》有關馬的夢境中，拉斯柯尼科夫從頭到尾緊握父親的手，尼采讀到這一段之前，他的小弟已去世，這又使他想起他曾夢見他的父親，夢裡面他死去的父親走進教堂裡，把一個小孩帶出來，從教堂帶到墳墓去，這對一個從「小牧師」變成宣告「上帝已死」的人來說是一幕極耐人尋味的景象。
(3) 馬與神祇
馬在這幅景象中還有第三層涵意。馬和神祇之間向來有種奇怪的關聯，近來這種關聯在 Perter Shaffer 的著名戲劇〈 Equus 〉中獲得發揮， 這齣戲是關於一個精神分析師治療一個小男孩的故事，小男孩崇拜他自己塑造出的神，叫做 Equus，拉丁文正是「馬」的意思，小男孩在母親的教養下培養了虔誠的基督信仰，卻被無神論的父親挫折，將他掛在床頭牆上的耶穌釘十字架的畫撕毀，男孩將耶穌的畫換成馬的畫，他因而發想出自己的宗教和宗教儀式，包含夜晚瘋狂地騎馬。這齣戲充塞了在宗教氛圍下關於馬的題裁，不論是異教的或聖經的都有，當中還有歐洲人騎著馬來到新大陸，當地的人以為人和馬是連成一體的動物，像動物，也像神，Shaffer 傳達有關馬的謎時這樣寫道：馬是比人更有力的一種動物，然而牠卻被人駕馭，牠們是被籠絡住的一股力量。在上述的那一幕中，Shaffer 將被籠絡、被駕馭的馬的力量比做耶穌，因為祂本為神，卻被人綁縛在十字架上。
Equus 除了是一部令震憾的戲劇之外，也可以被解讀成對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反映，因而父和子、馬和神全被編織在心理和宗教（包括「神蝕」概念）的網絡中。
4.受苦與失去
關聯的網絡中也包含了「受苦」。杜斯妥也夫斯基「受苦」和「失去」的記錄拉近了他和尼采的距離，他長久以來為病痛所苦，同時患有憂鬱症和癲癇，母親早逝，兩年後，父親也跟著過世，之後他的首任妻子和弟弟在同年相繼去世，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在他初踏上寫作之路時，他的第一本書《窮人》（《 Poor Folk 》）頗為大眾接受， 他因而成為俄國文壇上的新銳作家，成功來得快去得也快，二十出頭就掘起，但平順很快地就中斷了，因為他的觀點和交往人物的緣故。杜氏因為身為革命思想團體的一份子而被捕，他和其他成員歷經受審、定罪，最後判處死刑。1849 年 12 月，也就是尼采夢見父親墳墓的前一個月， 杜氏正排隊等著上斷頭台，就在行刑前幾分鐘，沙皇頒佈特赦令，杜氏被送到西伯利亞服刑，接下來四年，他在極殘酷的環境下，身戴鐵鐐服勞役，隨後流放西伯利亞五年才被釋放，從他的《 Memoir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 》可以建構出服役那幾年暗無天日的生活。
尼采知道杜氏生平這段遭遇，寫信給友人 Gast 時說：到目前為止，我對他的生涯、名聲、背景知之甚微， 他死於 1881，年輕時路途十分艱難，疾病、貧窮纏身，二十七歲就被判死刑，在斷頭台上被赦，接著四年在西伯利亞，被鐵鍊綁著，和一群罪犯在一起，這個時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發自己內心直覺的能力，還有，在過程中，他的心變得更為甘醇、深沈，這幾年生活的回憶集 La Maison des morts，是最具人性的書之一。
也就是在獄中，杜的癲癇首次發作，自此癲癇症便時而出現在他的作品中，最有名的便是作品《白痴》和《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西伯利亞後期生活的艱難，不只在於他的癲癇和失去妻子和弟弟，他是一個衝動的賭客，經常在賭桌上輸掉一切，然後為此痛責自己，但隨後又會再豪賭一場，他常會在花光訂金後著魔似地寫，以趕在截稿前交稿，只有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才達到幾分成就和滿足。
5.雙重性格在內心深處的掙扎
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一種較難捕捉的痛苦，是來自於他們內心與自己和過去深刻的掙扎，杜氏曾為他筆下幾個他不認同的人物創作了偉大的講演和有力的辯論，最有名的是《罪與罰》中的拉斯柯尼科夫，《附魔者》裡面的 Kirilov，還有《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裡面的伊凡，杜斯妥也夫斯基必定察覺到他創造與自己對立人物的異能，且深為此苦惱，在他的手稿中，在一段這類人物的話旁邊空白處，他寫道：「撒旦攫獲他了，他有部分是對的！」至少一位的解讀者，如 Lev Shestov，宣稱真實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就是他的真正信念與感覺必須在這些人物身上尋找，而不是那些他自稱可以代表他的人物。
在討論《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裡道德的自我主義時，Shestov 寫道：「當你讓任何人，甚至小說苛薄地嘲弄你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部分時，代表你已經初步否定它了。」其他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學者並不贊成這個看法。這個引發爭議的話題似乎反映了蔓延於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中的張力，在他所支持的意見和他反對卻出乎意外地切中要點的意見之間拉扯著，這令人想起 Brandes 寫給尼采的信中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刻劃： 一個偉大的詩人，但卻令人討厭，情感層面完全地基督教，但同時又像個虐待狂。
尼采對杜斯妥也夫斯基兩面的反應也反映了這種張力：「我在某種特殊層面上十分感激他，但他卻一直侵犯我最原始的直覺。」在所有人當中，尼采肯定可以瞭解雙重性格如何可以同時存在於杜斯妥也夫斯基裡面，而且他知道一場無法特赦的內在戰爭下賭注的結果就是心理的煎熬及身體的折磨。
6.瘋狂與自願發瘋
最悖逆常理的是，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對「發瘋」有著共同的關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固定會提到它，例如《 The Underground Spirit 》和《 Memoir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 》，而在《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裡，至少出現超過三十次，《罪與罰》更超過五十次。
在尼采的作品和信中也不陌生，我們已經看了《可喜的知識》裡，對那個瘋子的刻劃，大約在創造了這個人物一年後，尼采寫了一封信給莎樂美，信中描述了一個快樂的午后，「我一邊漫步一邊天真且憎惡地想，我是否有瘋狂的傾向，最後，我說：不！」尼采說不，他沒有，但一年後，當他痛失莎樂美和雷兩個好朋友，還有他悲痛地發現自己的妹妹在這場關係中不懷好意後，他對瘋狂的看法大為改觀，他把它和內心的掙扎作了關聯：
……我真的恨我妹妹，她騙了我長達一年之久……我終成了無情的報後復慾望下的犧牲品，正當我宣佈放棄所有報復和懲罰計劃時，這種衝突引我一步一步靠近瘋狂——我以最駭人的方式感受到這點。
尼采一方面在信中表達這種私密的感覺，一方面也在書中公開談論瘋狂，《可喜的知識》一段題為「最大的危險」的警語裡，他認為威脅人類最的危險就是「突然爆發的瘋狂」。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他提到「瘋狂」無數次，包含一句不斷出現的句子：「瘋狂如是宣講道……。」有趣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提到瘋狂次數最頻繁的是《罪與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瘋狂出現最密集的一段標題為「蒼白的罪犯」（ThePale Criminal ），這段文字令人矚目且神秘，使人想起拉斯柯尼科夫和《罪與罰》。
更惹人遐想的是尼采以及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對「自願瘋狂」感興趣，也就是選擇失去理智，在查拉圖斯特拉的第一篇講詞中，他說：「每個人想要的都一樣，每個人都一樣：有誰和別人不同，他就是自願進到瘋人院。」
在「最大的危險」裡，尼采將他認同的人視為最「出類拔萃」的心魂以及「真理的拓荒者」，他並且評道：「就是在這些不安定的心魂中迸發出對『瘋狂』不折不扣的喜悅，因為『瘋狂』有著令人振奮的節奏。」「對瘋狂的喜悅」、 「瘋狂有著令人振奮的節奏」這種說法和 August Strindberg寫給尼采的信有奇妙的對映， Strindberg 也許是為了回應尼采聽來瘋狂的信而寫了幾行希臘文和拉丁文，他引了一段希臘詩作為開頭，翻出來就是：「我想， 我想發瘋！」（ I want, I want to be mad! ）他以拉丁文結束，翻譯為：「同時，發瘋是一種喜悅！」（ Meanwhile it is a joy to be
mad! ）我們不可能因此說這封信影響了尼采的行為， 但這封信的日期只在尼采抱著馬崩潰的前幾天。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寫道：「瘋狂總有因可尋。」早在尼采發瘋八年前的創作《黎明》裡，他就明明地說：所有超凡脫俗的人無可抗拒地牽引而棄絕任何道德的軛，並框架新的律法，如果他們沒有實際發瘋，就別無選擇了，他們只有假裝發瘋一途。
尼采的朋友 Gast 和 Overbeck 都說有個想法鬼魅般地揮之不去，那就是尼采可能是裝瘋。 Gast 看見尼采的情況，「似乎……（說來可怕）尼采只是假裝失去理智，好像他很滿意這樣的結局。」 Overbeck 也說：「我無法避免心裡可怕的疑慮，某些時刻當我觀察尼采，他的瘋狂像是偽裝的。」根據精神分析師的說法，偽裝瘋狂在特定的精神狀態下是有可能的現象，但尼采在杜林發瘋後的記錄很難令人相信那十二年的神智不清都是他裝出來的。但尼采的兩位密友至少提出了疑問：尼采是畏懼卻又明知如此地將自己驅向瘋狂的門檻嗎﹖最終他是否因為跨過門檻而得到解脫﹖
「自願瘋狂」，特別是「偽裝瘋狂」，這個奇特的概念也平行出現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和非小說創作中，在《罪與罰》的一景中，拉斯柯尼科夫為誤導檢察官而裝作精神錯亂是很有趣的一點，因為在別處他真的變得心神不穩，所以他可能不如自己所想，是偽裝出來的。
重點是，清醒和錯亂之間那道線模糊不清，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建構中瘋狂的「意圖」所扮演的角色尤為模陵兩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這段中加了一句「這就好像夢一般」十分耐人尋味， 因為夢境和瘋狂再度重疊。 「選擇瘋狂」這個概念也出現在《The Underground Spirit 》， 除了上一章所提的，另外一處，杜斯妥也夫斯基寫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我有一個計劃——就是發瘋。」
Philip Roth 的一個短篇小說中，敘述者說：「如果你選擇發瘋，那麼你並不是真的發瘋。」或許這對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來說，是從對「狂亂」之魅影的恐懼中得著些許解脫，但不論原因是什麼，結果就是「自願瘋狂」明顯存在於兩人的意識層面中，兩人都思考「瘋狂」、寫它、默想「選擇」它這個概念，而且，我們將會發現兩人都察覺「瘋狂」和「與神抗爭」之間有關聯。
三：預告神蝕、與人成為神的時代
在「和神較力」方面，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可以和舊約聖經中的雅各作比較，因為雅各和神摔跤獲勝，但卻一生負傷。對兩人而言，宗教不只是眾多興趣種類中的其中之一，他們不把它當成興趣玩玩，也不是當成一套有趣的知識來接觸。莎樂美特別強調「程度」，「宗教驅力永遠操縱尼采全人和他的知識」，莎樂美將尼采對神的需求，以及否定神的需求兩者的衝突形容為他生命中悲劇性的衝突。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一樣，從小就受很強的宗教教導，他在獄中那段時日，唯一的讀物就是聖經，他說上帝存在的問題一生都折磨他，他將最具強迫性的論點給了無神論者伊凡•卡拉馬助夫，然而對杜斯妥也夫斯基而言，情感上永遠不可能接受和任何神都沒有關聯的世界。
尼采瞭解他和「信仰上帝」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掙扎，是對他意志力的考驗，關於這條認知之路有一個指標是來自他針對《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一點所發表的一段話，查拉圖斯特拉說：「我只願意相信一位會跳舞的神。」在尼采《 The Will to Power 》的註釋裡， 尼采針對查拉圖斯特拉所說的發出警告，他說：「查拉圖斯特拉說，他願意（ would ）， 但他將不會這樣做（ will not ）——我們不要曲解他了。」拒絕相信神是一種抉擇，是意志的行動，查拉圖斯特拉說：「如果真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神！因此，根本沒有神。」
引發的議題不單純是上帝存不存在，尼采堅稱上帝存不存在對他而言無關緊要，他也拒絕有神或者無神這種粗略的答案，尼采的關注點似乎是：上帝的存在對人類而言意味著什麼？從聖經中神人關係來看，尼采的觀點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發展。回想聖經中， 最叛逆的世代也是離神最近的世代（the wildernessgeneration），而最少逾越神的世代卻是神最隱藏的世代（Ezra-Nehemiah-Esther ）。
現在，我們在尼采身上又看到，一個人如何對上帝的存在漸漸感到不耐，但其改變過程比起聖經要明確且公開，甚至比起新約耶穌受釘刑也是如此，因為這回沒有所謂「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的問題，在尼采來說，拒絕神是為了人類自己的發展好，這甚至是一個以我們自己取代神的議題，當《可喜的知識》裡的那個瘋子說上帝已死時，他還說：「我們殺了祂。」接著他說：「難道我們不可以單單只為了顯示我們配得而成為神嗎﹖」尼采崩潰兩週前寫的一封信中說：「既然舊神已經讓位，從現在開始我將統治全世界。」在他發瘋後沒幾天，他又說：「他是死去上帝的繼承者。
」因為人已棄絕且取代了神，好成就一切他所能所願。「摒除神使人類能夠自我實現」這種概念和尼采的作品特別有關（還有他發瘋後把自己等同於神）。
我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身上也找到這個概念。在《The Devils》裡面是以Kirilov的觀點出現：在消滅了上帝之後，「人將成為神」，他「自己將變成神，別的神沒有這個機會」。在《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裡面，伊凡曾說：「我們只需摧毀人裡頭『上
帝』的概念……只要人類全體否定神，由人來當的神就要出現了。」他還說：「讓我們……成為神。」
這種人取代神的念頭出現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更為令人吃驚，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本身，並不接受這樣的觀點，他是為了陳述小說中人物與上帝的抗爭，才寫出這種想法。他自始至終並未放棄作一個基督徒。
◤ 尼采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不同抉擇——擁抱或抗拒◢
尼采所能讀到杜斯妥也夫斯基與上帝搏鬥之極至是在《附魔者》裡，但大多數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學者或其讀者可能會同意，表達最深沈也最細膩的是在《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小說裡。尼采從未讀過《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這部小說裡有更多和尼采的生活或作品雷同之處，很難想像尼采讀過後會有多驚訝。
接下來， 我們焦點將集中在《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名為 "The GrandInquisitor" 的一段。我們曾引述佛洛依德對尼采的賞識，他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經典分析中，他指出這部小說和 "The Grand Inquisitor" 那一段來申論他的觀點：《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品， "The GrandInquisitor" 的事件是世界文學的顛峰之一，對它的評價永遠不嫌太高。杜斯妥也夫斯基以故事手法呈現 "The Grand Inquisitor"，是由伊凡，這個卡拉馬助夫兄弟中的無神論者所寫的，伊凡稱之為散文體裁的詩，並且敘述給弟弟 Alyosha 聽，Alyosha 是一個牧師。
故事中， 耶穌在 Spanish Inquisition 期間回到地上，故事立刻置入在「神蝕」的上下文中，如同伊凡在他的介紹詞中說的：「人類已經有一千五百年未曾見到天上來的神蹟。」現在神再次以人的形象出現在人當中，祂在一千五百年前也曾以人身行走於人之中，達三年之久。這個具有神性的訪客行神蹟：使瞎眼的看見，使一個小孩死裡復活，每個人都認得祂，然後年事已高、主領審問的樞機主教看見他，將他抓住，送進監獄中，這個故事的主要部分是在這個老人和他的神同處於監獄斗室中的那一幕。
耶穌沒有說話，事實上審判官告訴他不要說話，因為「你沒有權利在你曾說過的事上再加上任何東西。」審判官問道：「為什麼你現在來絆倒我們﹖」伊凡打斷故事，解釋說這是羅馬天主教的基本特色：上帝不能說話或干擾，因為「你已將一切授權給教皇了」。他們還說：因此，一切主權在教皇手中，你完全毋須現在來，教會現在是當權機構。接著這個大審判官告訴耶穌，祂在礦野拒絕魔鬼的三個試探是錯的，魔鬼以神蹟、奧秘及權力誘感祂，耶穌拒絕了，但老主教表示教會接受這三樣誘感，教會管理會眾的方式正是神蹟、奧秘和權力，他辯解道，這些都是會眾需要的。耶穌並不想藉著行神蹟勝過會眾，以能力統御他們，祂要他們有選擇的自由，審判官說，但自由對他們而言太難也太可怕了，所以教會接收了來自惡魔三件悚動的禮物，審判官總結說：「我們不是與你同行，而是和牠同行。這是我們的奧秘。」他宣稱他隔天會將這個具神性的闖入者燒死在刑柱上，群眾會搶著聽從他的命令，但耶穌依然沒有說話，只有親吻他的嘴，「那就是他全部的答案了」，大審判官打開斗室的門說：「走，別再回來……，根本不要來，永遠，永遠。」這位天上來的訪客便離開了。
有些或許會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故事當成他從東正教的立場嚴厲批評羅馬天主教教會，但如果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將這段話藉由東正教牧師 Alyosha的口說出，這種說法較有可能成立，杜斯妥也夫斯基把這段強而有力的故事給了無神論者伊凡，伊凡的興趣不只在質疑天主教，也在於質疑上帝，還有一切宗教，杜斯妥也夫斯基把這故事給了一個無神論者，但其實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自己的創見， 他並沒有給「相信者」 Alyosha 任何足以比擬的回應，他只有讓他站起來，親吻伊凡的嘴，並且讓伊凡愉悅地說：「這是抄襲！」杜斯妥也夫斯基將最好的論點給伊凡和審判官，而把未道出的感性回應給Alyosha 和神。信與不信者都能讀這段故事，並且從中堅定立場，不是因為這段表達不清，而是因為其絕佳的建構，反映出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個人在兩種立場中的
經驗。杜斯妥也夫斯基對「神蝕」充滿了痛苦，他也將之表達在他的小說中，但他和尼采作了完全不同的抉擇。尼采擁抱它，杜斯妥也夫斯基卻抗拒它，但兩個人都構想了它，瞭解也傳達了它的意義。
◤ 上帝之死與瘋狂◢
最後，對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來說，「瘋狂」和「與神的抗爭」互相重疊，尼采發瘋以後自比為上帝，但他早在此之前就知道瘋狂是與神對抗之旅程中的一部分，他提到的超人都必須是發瘋或偽裝發瘋，並且在上下文中與神發生關聯，「上帝隱藏在瘋子的面具之後，他是神的發聲號，是擴大聲音的機置，使耳聾的人可以聽見」，尼采在《黎明》裡面寫到這點，這本書是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死後幾星期完成的，一年後尼采在《可喜的知識》寫了一個看來對立的喻象，其中瘋子不是上帝的面具，而是宣告上帝已死。
一年後，他又寫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第一卷書，他自願進入瘋人院，以及查拉圖斯特拉宣稱上帝已死都出現於同一段話。之後查拉圖斯特拉說他曾經將世界描繪成受苦的上帝的創造，又說：「這個我創造出來的神是人手造的、瘋狂的，就像所有的神一樣！」沒多久，他提到「那帶著祝福的短暫瘋狂，只有受苦最深的人經歷得到」，他將受苦引入「神」和「瘋狂」的上下文中具有某種意義，因為尼采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極關切兩個具神性的人物——戴奧尼希斯和釘十字架的耶穌，這兩個名字都曾是他崩潰後在信上的署名。
戴奧尼希斯和釘十字架的耶穌顯著的共同特質是，他們都是受苦的神。在尼采的喻象中，瘋子可以看似隱藏神祇的面具，在另一個喻象中，人或神的受苦和瘋狂有關，所有的神都被說成是「人手造的及瘋狂的」。在他的作品、信件及他最後崩潰這件事上，尼采以各種方式把與上帝的衝突和「瘋狂」聯結起來。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也出現這種關聯。《附魔者》裡的Kirilov有自殺的傾向；《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裡的伊凡受精神錯亂和幻覺的折磨，在心理、宗教、語言之諷喻發揮至極的一幕中，伊凡坐在他的房間裡，同時他對面的沙發上坐著他自己的幻覺或魔鬼的夢，兩個於是為著這位訪客是伊凡的想像或真實之物而爭辯不休，他們也辯論到上帝、信心、「人—神」、道德、夢和苦難，伊凡說：「我要贏過你，我不要被帶到瘋人院！」敘述者補充說：「他（伊凡）竭盡其力拒信幻念，避免自己掉入完全的瘋狂之中。」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會將上帝和瘋狂視為重疊是可以理解的，上帝代表命令，特別是在西方的宗教傳統下，上帝賦予形體，頒佈律法，聖經中，創造就是神強加命令於混沌之上，在創世紀中，天地中最初只有水，在無形體、不能分辨的深淵中，故被形容為「空虛混沌」，創造是「分辨」的過程，或說「區分」，使得混沌無形體的物質變成宇宙間的實體和生物——例如區分光和黑暗，區隔旱地和海，分開天和地，分別日、月、星辰等等。神把光暗分開，神造穹蒼，區分空氣以下和以上的水。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在每個情況中，創造和神區分一項物質，並給予名字有關，神區分時空，定出節令、日子、年歲，這就是創造。有神，事物在時空中成為可區分的存在。沒有神，「一切都是被允許的」，不知何故，瘋狂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回歸混沌，界限頹榻，一切都是被允許的，那些真正可以預見上帝之死的人可以想像從命令中解脫出來。
用尼采的話說，在尼采的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尼采將希臘神祇阿波羅刻繪成代表此形體和命令的，阿波羅是太陽神，代表光，和雕刻有關，酒神是其相對，他代表了和自然的即時關係，酒神與迷醉和音樂有關，戴奧尼希斯是會跳舞的神，拿他和阿波羅的差別與佛洛依德對本我和自我的區分作比較是很自然的，在兩組中，前者是內在的力量，後者是克制、造型的力量，但兩者都是人生活中的要素，全然地戴奧尼希斯，即全然的本我，沒有自我指引方向，就會走向瘋狂，記得莎樂美曾於前文提及：「酒神式的狂歡場面，和狂亂的熱情——對！就是『瘋狂』本身。」
尼采發瘋後在多封信上署名酒神（ Dionysus ）， 他未曾署名 Apollo，也許在尼采的希臘用詞，酒神的勝利和他的基督教用詞中「釘十字架者」最終的暗示是一致的（ ps ﹒他在數封信上署名「釘十字架者」，卻未曾署名為「基督」或「復活者」。）這是「非理智」、「無秩序」的獲勝，是一種如大審判官說的，人類無法負荷的自由。
每一種領域，諸如夢、父親、馬、苦難、瘋狂、「一切都是被允許的」、人取代上帝，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重疊的程度，還有特別是幾個領域的融合，且關涉到與上帝的抗爭、然後發瘋，這些都暗示了尼采一生所表現出的一切不是他個人的特殊偏好，我們看見兩個天才，具有超凡的心理洞察力，因為疾病和痛苦的生活經驗所帶來的遽痛，為父親的早逝耿耿於懷，被夢所牽動，為了馬代表受苦的形象感到震憾，和他們自己和過去抗爭，對「瘋狂」感興趣，沈溺在「自願瘋狂」的想法中，一生投注於與上帝和宗教的抗爭中。
這些並非他們互不關聯的項目、只是碰巧都有的項目，這些點都於內在互相關聯，且形成一個由記憶、恐懼、思想、興趣構成的矩陣，因而建構了各點之間明顯的連結，儘管地理、語言等因素使他們分隔，結果就是一般的讀者視他們是具有許有共同點的兩個人，老師和作家常在存在主義或虛無主義的研讀中將他們歸為一組，學者也常將他們相提並論，其中一個的「命運」就是無意間發現另一個的作品，而他個人的哲學也包含了「對命運的愛戀」。
接下來是他的命運：巧遇一象徵性的事件，將兩人共同矩陣中所有的點都聚合起來：被鞭的馬、受苦、夢、父親、神，事件發生的那一刻是矩陣的全備的要素，且是一個完美的象徵。當然那事件和「與神抗爭」有關，尼采一生故事最獨特的一刻和他作品中最顯著的觀點有關，對這點是沒有理由感到詑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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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斯托也夫斯基
臨終前三年 |
杜斯托也夫斯基的長眠之處
俄國聖彼得堡 |
◤ 二十世紀的映證◢
尼采在杜林街上那一幕於歷史的洪流中突顯出來，謎樣、令人驚奇，在歷史的某一點上，形成了一種象徵，尼采自己則是為蘇格拉底之死和耶穌被釘十字架感刑震驚，尼采的崩潰符合了象徵性地表達一個文化的傾頹，或者至少也達到了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那個文化的巔峰就是它的神。
印刷術的發明使得人人都可以擁有聖經，不只是神職人員和富人，多數人因而有機會接收懷疑，哥白尼、伽俐略、達爾文、對地球的新知、科學的總體勝利，一切都為懷疑提供了立足點，這種情形的發展不只是世界權力對教會的挑戰，甚至還影響到了教會的權威，最終質疑上帝在聖經中，以色列民自己設立君王的那一天，撒母耳說：「今日你們厭棄你們的神！」尼采稱之為「新偶像」。
來自不同背景、受人尊重的知識份子對宗教宣告的公然挑戰成為可能，例如 Hobbes、Spinoza、Thomas Paine、馬克吐溫、托爾斯泰等等。黑格爾因而可以寫上帝之死，馬克斯可以稱宗教為普羅大眾的鴉片，甚至在教會中，現代對聖經批評變成可以接受。這是一個導向對聖經、宗教、上帝之新感覺之過程的高峰。哲學、政治、科學、科技以及社會力量都從根本挑戰傳統宗教和宗教建構，這些預知在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平與作品中。
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推動者，也是創造者，也許一個創造者就是如此：活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一方面卻預知未來文明的進展，又對未來產生影響。
在十九世紀接近尾聲二十世紀即將開始時，人對神之回應正產生如火如荼的變革，這變革如何在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身上展現神秘至極的面貌。然而，他們的觀點絕不相同，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被尼采深深贊同的觀點，總是透過杜斯妥也夫斯基自己最反對的筆下人物表達出來的。
所以不是因為觀點相同，而是對時代有相同的敏感度和洞察力。看起來好像他們兩人擁有了正確的元素：過人的聰明才智、超凡的敏感度，以及文學的天才，或許還加上一點瘋狂，這些足以說明一切。
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特定時刻的兩地爆發出「上帝之死」的思想，這種情形，可說是發生於時代之事，以及發生於他們自身之事兩相結合而生的。那天在Turin，尼采跨越了理智的界限，進入混沌的國度，進入「一切都是被許可的」世界中，那幅景象作為一個處在轉折以及緊接而來之世紀的象徵，是再貼切不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