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左派安在?德國篇 ——電影《替天行道》、《我曾經是炸彈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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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六零年代的嬉痞變成雅痞之後,美國有若干電影,譬如《大寒》、《夢幻成真》,都是在追憶當年左右抗爭的理想時代、並遺憾理想時代的失落的。但隨著雅痞生兒育女,孩子們又長大後,便有雅痞之子的反省,譬如美國電影《四個畢業生(Reality Bites)》(1994);不過,《四個畢業生》與其說是在責難背叛理想的父母輩,更毋寧說,它呈現出在資本主義邏輯已徹底合理化的年代,任何反資本主義邏輯的理論,一旦實踐於生活,都變得十分脆弱不堪。(註) 而德國,在柏林圍牆倒台後,也出現若干追憶圍牆倒塌前,左派抗爭的理想時代。 由Hans Weingartner執導的《替天行道》(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2004),電影一開始我們就看到年輕人在柏林的街頭抗爭,他們走進運動用品店對顧客解釋:你將要買的XX牌球鞋,都是第三世界的廉價童工幫你做出來的....他們意圖表達殖民、帝國侵略、壓榨、剝削,從來沒有從歷史上消失過,只是換了一個模式在進行。 但問題是,社會主義已經經不起考驗倒台了,社會主義沒有辦法讓窮國窮民脫離困境,他們無法生存。因此有另一種思維模式在合理化資本主義:「我們給了他們工作機會!」在資本主義單一強勢的邏輯思維之下,就算富者是給窮者工作機會,但貧富差距終究是很懸殊的。 就如女主角朱莉,她作餐廳服務生,服侍一堆高傲的有錢人,薪資微薄,無錢買保險,卻因為不小心撞壞了有錢人的高級轎車,只好賠下對她來說要很多很多年才還得出來的天文數字。 電影的趣味是在,他們為了惡搞害朱莉窮上加窮欠債十年都還不清的富豪,卻陰錯陽差為了逃躲警察,把富豪給綁架上山了。而富豪隨即從他們的談話中明白了他們只是堅持理想,卻犯了得坐牢的綁架罪,更有意思的是,這富豪曾是1968年學運的其中一份子。 於是,幾天相處中,年輕人罵盡了資本主義的無情無義,說光了這位富豪賺得千萬卻沒有時間享受的人生空虛,富豪也承認自己在生活中一點一滴遺忘了理想、磨蝕掉堅持....最後,富豪當年社運外加性解放的經歷,竟然派上了教育的用場——吉爾、彼得與朱莉曖昧不明的三角關係,還是富豪看出來並點破的,當場,三個年輕人從理想抗爭的慷慨激昂,變成為情所困、友誼大受考驗的難堪處境。 最後,是三個年輕人之間的和解,以及富豪與三個年輕人之間的更大和解:年輕人最終是友誼萬歲的,彼此諒解了;此外,年輕人送富豪平安回家,富豪又主動簽字解除了朱莉得還他債款的法律裁定,最後,富豪惡搞一頓警察,滿足自己對當年理想歲月的懷想,並把自己的遊艇與外籍佣人借給年輕人使用,讓他們進行另一項反抗行動:破壞某小島的電視天線塔台,好惡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電視媒體。 這樣的電影結局其實是很脆弱不堪的,因為它只能訴諸個人的情感抉擇、與個人的小小的反抗來對恃強大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除了對個人有意義,對社會、對資本主義邏輯本身,都不構成任何影響。 由Gregor Schnitzler執導的《我曾經是炸彈客》 (What to do in case of Fire?)(Was tun, wenn's brennt?2001),在幽默風趣的電影敘事中,跟《替天行道》有著類似的時代省思。 1987年,六個住在遊民群集的馬諾街的叛逆青年,在一棟代表資產階級的空別墅中,安置了一個用壓力鍋自製的炸彈,但炸彈當時沒有引爆。 這六個青年篤信自己是為理想抗爭的左派,他們同進同出,感情甚好,他們將自己命名為36部隊,口號是:「萬一失火了怎麼辦?那就把它們燒光光。」在他們的口號中,理想是參雜了多少不穩定青年的反叛性?還需要時間的驗證。 沒想到那個沒有引爆的炸彈,卻在2000年引爆,這棟空別墅竟然在空了十多年後,有人想搬進去住了。年久失修,門打不開,買主用力撞門進去,卻因此引爆了炸彈,雖說是十多年前的土置老炸彈,威力還挺不小,炸爛了房子,幸而奇蹟的,仲介與買主都只受到輕傷。 為了調查這個案件,警方立刻調動當年制止街頭運動的經驗老手、一名老警員來展開調查,老警員立即從壓力鍋,查出應當是十多年前馬諾街遊民所為,於是到馬諾街破舊不堪無人居住的老房子中進行搜索。 從製造炸彈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三年,歷史有了重大的變化,柏林圍牆倒了、蘇聯瓦解,當年代表理想的左派叛逆青年,也在這十多年中刻下了生命的刻痕。 現在六人中,一人已是廣告業界重量級的老闆,一人是重視法律的律師,一人是有過很多男朋友、遍遊世界各地、即將安定下來結婚的單身女貴族,一是被丈夫遺棄、有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他們都各自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壓力鍋爆炸事件,不要牽連到他們,他們都需要忘記過去。 但還有兩名成員仍住在馬諾街,其中一個是赫特,他在一次遣散驅離行動中,失去他的雙腿,當時因為情況危險,大家全都各自逃命,第二天後,36部隊隨即解散,因此赫特付上最高昂的代價,也感受到最多的眾叛親離。他成為無法謀生的殘廢。 但有一個人留下來陪他繼續住在馬諾街,他就是提姆,十多年來他仍舊是遊民、仍舊經常破壞代表資本主義的象徵,諸如車子、百貨公司玻璃櫥窗等等。但是社會主義已經瓦解,理想主義背後的精神支持不再存在,有敵無我,他成為失敗者、成為永遠無法穩定生活的社會邊緣人。 提姆與赫特兩人相濡以沫,相伴了十多年。彼此對對方都情義深重,彼此都不能缺少對方。他倆都感覺,自己被另外其他四人背叛。 當警察搜索馬諾街那棟廢棄的老公寓時,搜到了十多年前他們自己拍的影片,紀錄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口號「萬一失火了怎麼辦?那就把它們燒光光。」以及製造炸彈的過程。這使早已開始新生活的另外四人,重新與提姆赫特聚首,商討怎樣解決這棘手難題。那四人,都很害怕自己的過去被挖掘出來,這會讓他們被判至少七年的徒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將毀於一旦。 經過十多年,六人之間有莫名的張力。 單身女貴族曾是提姆情人,卻離開他另找了有錢男友,提姆跟她之間固然有對過去的眷戀,卻也有對現狀的衝突。 單身女貴族跟單親母親之間更是有張力,因為單親媽媽現在是一無所有,為孩子變得溫柔像個弱者,完全沒有當年的英勇幹練,她心中多少眷戀著單身女貴族享盡自由的生活,也因此對她有的嫉妒的敵意。 最後是律師,現在他唯一會想到的就是「不要違法」,他已完全被「秩序」收編,而阻止警方查出他們這過程,本來就涉及違法,這使他充滿衝突,因此總無法徹底合作。 每一次衝突,都會把他們帶回過去,想想現在、看看過去,他們既不想回到過去,又不得不承認過去有一些充滿信念、理想、友誼、共同奮鬥的美好,是現在再也不能復得的。 經過很多次失敗的嘗試後,他們最後發現,得作一個炸彈把警局地下室堆積證據的地方炸掉,這提案,當然是一直沒有進入正軌的提姆想出的點子。 當六人一齊製造炸彈時,他們臉上露著興奮、快樂的笑容,他們曾有的年輕歲月,在這一刻重現,他們彷彿也回到了過去,連最怕事的單親媽媽與律師,都回到了當年的神勇,某些已被埋掉的自我,被喚醒了。 當炸彈被送往警局時,六人隨即解散,各自回現實生活中,只有提姆痛苦莫名,因為他知道他與女友永不可能,女友棄他,選了可以給她安定生活的男人,即將結婚。而提姆,也是唯一四肢健全,卻只有過去沒有未來的人。 萬萬想不到所有成員得知赫特危急,都即刻趕去,因為他們想贖罪,他們不想再一次背叛赫特,只有廣告業老闆,是消積被動的參與,因為他名貴的車被他們強行借走,去進行救援行動了。 在警局,他們又經驗了一次跟警察對恃的局面。最後是調查他們的老警員,被這不肯背叛自己的友誼感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過他們。 電影最後,赫特也勸提姆,他倆該忘懷過去,展開新生了,因為新時代無法抗拒的就是輾過舊時代,他們該在新時代中安身立命。36部隊,就在電車上,一把火燒了電影膠片,六人燦爛的微笑。 導演Gregor Schnitzler 處理舊時代到新時代,從叛逆青年到需要安定生活的成人,從左派理想到左派淪陷的失落,是用著幽默風趣雋永的喜劇方式,但是對隨歲月不得不有的改變,有很多溫柔的體恤,唯獨對廣告業老闆比較多嘲諷。關係電影核心意旨的紀錄片、介紹36部隊成員的旁白,共出現兩次,一次出現在電影一開始的1987年,一次是在大家聚首後重看這次紀錄片,對照之下,時間帶出來的變遷感慨,便以最幽默的方式呈現出來。 這部片子不乏讓人會心一笑的幽默,卻又有很深刻的反省,是笑中充滿感慨的深度,導演在電影結局也指出,社會主義瓦解後,左派理想的確深深被打擊,要重新找到制衡資本主義負面性的一股理想力量、需要找到合宜於新時代的理念。導演無意嘲謔理想主義本身,只是寫實處理新舊交替中的衝擊,以及從青年到成人的必經心路歷程。新時代的理念,一如成人後仍可奮不顧身執著情義,未嘗不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理想主義的成熟之路。 電影名字What to do in case of Fire?是一語雙關,既是說過去的既理想又叛逆的口號,也是說現在失火的危機。 透過單親媽媽的孩子,童言無忌的問赫特:「你的腿呢?你們現在是要去裡面(指警局)找你的腿?」後看著影片說:「你有腿,你找到你的腿了!」一語雙關的說,有些失去的永遠是失去了,但有些仍可以失而復得,譬如朋友情義! 註:相關電影請參考文學與電影中的美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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