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不同地域的激進左派恐怖主義電影

——《納達》（法）、《再見，長夜》（義）、《九月的某四天》（巴西）

　　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學潮，以及隨後應運而生的工潮，其左派觀點不僅影響到法國本地政權，更全面牽動了某一段時期的歐洲歷史（以義大利最為明顯），但七零年代下旬之後，左派思想慢慢的日漸溫和，開始往資本主義方向修正，以資本主義為主、社會主義為輔的安定社會，成為最大多數人的想法，因此最激進、支持暴力革命的左派思想失去了溫床，成為社會邊緣人，不再能主導時局。

　　法國導演Claude Chabrol於1974執導的電影《納達》（NADA），和Marco Bellocchio於2003年執導的《再見，長夜》（Good Morning，Night），這兩部電影，都以綁架人質、甚至不惜撕票，作為革命暴力的手段，意圖搖撼日漸穩定下來的社會。

　　電影《納達》，在一開始運作綁架計畫的「納達」組織時，已看出他們遊走邊緣、不被社會支持的現實局面，甚至組成份子中還出現對革命暴力失去信念的搖動，會參加組織，只是基於友誼。

　　他們按計畫綁架了，但是並沒有搖撼到社會，官方一開始就決定了根本不談判、全面撲殺的立場。這群年輕人所綁架的、代表帝國資本主義的美國大使，並沒有讓官方緊張，因為他們知道只要進行撲殺，「納達」組織一定會刺殺美國大使，這正好可以讓原本是法國內部的社會問題，變成是國際性問題，一旦美國出面譴責暴力，法國官方對撲殺行動，是更站得住腳。

　　所以「納達」是徹底地情勢不利，這始料未及，更凸顯革命暴力的激進左派的失勢。他們失去了一九六八五月「理想主義」的光環，成為攪擾社會秩序、使社會不安定的元素，是官方堂而皇之要撲滅的渣宰。當然，最後參與計畫的六人被撲殺，還被安置了「刺殺美國大使」的罪名，他們死於罪犯，而非烈士英雄角色。

　　《再見，長夜》，是描述1979年，恐怖份子綁架基督教民主黨黨主席，最後並將之刺殺的事件。在這群恐怖份子無產階級執政的理念下，基督教民主黨成為墮落腐敗的象徵，因為他們走中間溫和路線，主張和平改革，而且戰後一直由該黨組織一黨內閣或聯合內閣，坐擁權力的核心，所以恐怖份子認為綁架黨主席，對社會有警示作用。他們要求釋放主張暴力革命因而被抓的政治犯，否則就會刺殺黨主席。

　　但他們預期的震撼彈在社會並未引爆，他們發現群眾並未將他們視為英雄，反而是視為殺人犯。官方、包括教宗，都堅持主張恐怖份子不能談條件，唯一的選擇只有無條件釋放基督教民主黨的黨主席。只是教宗加上了謙卑的用語：「我跪著請求你們。」

　　在這長達五十五天與基督教民主黨黨主席相處的過程中，黨主席溫和、忍耐的負荷著命運的未定數，並堅持社會需要的其實是平和與愛，而非階級仇恨。黨主席甚至視自己為一個基督信仰的殉道者，他問這群恐怖份子：「你們作這一切其實也是基於一個信仰前提，你們信仰的是什麼？」

　　的確，這群恐怖份子進行綁架是為了「信仰」，當恐怖份子們內部開始出現對既往激烈左派觀點的質疑、也對黨主席出現了情感上的同情憐憫時，領導人努力以他們篤信的「信仰」，堅持住恐怖主義的價值與意義。領導人強調的是：真正的人道不能站在對個人的同情理解之上，而是得站在對工農階級的同情理解之上，只有解放了這群窮困的階級，社會才會獲得真正的人道。

　　在這恐怖主義團隊中，對自身開始起懷疑的，是假扮夫妻遮人眼目的一男一女。男的眼見黨主席不斷寫遺書給他所有的家人，開始想念起自己的未婚妻，也質疑起為恐怖主義犧牲未來是不是真的值得？女的則是從黨主席寫的遺書，聯想到自己正在看的一本書「政治犯死前的遺書」，只是這本書中的政治犯，全犧牲在法西斯的執法下，而他們用之對抗法西斯的左派理論，卻促成黨主席成為殉道的政治犯，使黨主席也書寫遺書，他們彷彿是在重複著錯誤的歷史，而不是推動歷史往前走。

　　 電影敘事特別側重了恐怖主義團隊中的唯一女性。她內心情感世界，與促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主義理論，激烈的交戰著，以致於她經常夢見這文質彬彬、溫和忍耐等候裁決的黨主席，她甚至夢見自己想辦法偷偷釋放了黨主席，以夢境來平衡自己醒時內心的衝突與交戰。

　　夢中營救的過程，她第一次因門口站了大群警察，她必須保護自己不被抓，不得不撤退，第二次則是夢見她在晚餐中下了藥，又偷偷開了門鎖，因此夜半恐怖份子包括她全熟睡了，黨主席輕而易舉出門，奔向自由。

　　 但真正的結局卻是恐怖份子們趁女人熟睡時，槍決了黨主席。

　　夢與真實的落差，不僅象徵著激烈左派恐怖主義理論與社會現實上的巨大落差，也暗示著反抗以暴力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承認這所謂的「大人道主義」是錯誤的，在這群恐怖份子當中，需要何等大的勇氣。

　　相較之下，巴西導演Bruno Barreto於1998執導的《九月的某四天》（Four Days in September），儘管一樣是陳述1969年恐怖主義份子綁架美國大使的過程，卻可對襯出南美長期處在軍事獨裁政權底下，動則撲殺左派勢力，並嚴刑拷打政治犯，使革命的暴力的激進左派，反而得到民間有志之士的尊敬，視他們為勇敢的理想主義者。

　　巴西這樁發生於1969年、綁架美國大使的事件，一開始就陳述出規劃這樁綁架事件的無奈，因為極權軍事獨裁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所以政府拘捕異議人士嚴刑拷打，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情，遑論國際，所以這秘密組織打算透過綁架美國大使作為釋放政治犯的談判籌碼，並引發國際間的正視。這綁架行動，參與者幾乎都是知識份子，是熱情澎湃充滿理想的年輕人。

　　當綁架成功，美國大使與這群年輕人短暫四天相處，電影敘事平淡卻不乏感力地著墨年輕人與美國大使之間的情感。這群年輕人非常希望政府能答應釋放十五名政治犯的要求，這樣他們就不用殺美國大使，他們內心深處是一點都不想殺人的，但他們全無把握政府會做出怎樣的回應，這也意味，他們不是沒有可能將成為殺死美國大使的兇手。

　　但這四天相處，他們卻也無法避免的跟美國大使因互動產生感情。儘管他們痛恨美國為阻止馬克斯政權勢力的擴大，暗中支持巴西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但美國大使終究是無辜的，他基於大使職責，當然得跟巴西官方維持友好關係，而他美國大使角色賦予的象徵性，也使他很無奈的成為恐怖份子的目標。

　　在這四天中，他們更多的看到這大使不過是個平凡的老頭，他代表美國，盡可能為美國爭取尊嚴，可是他也是個怕死、想跟妻子重逢的普通人。年輕人正看見他這平凡面，開始體諒他，盡可能不讓他受苦，甚至帶著頭罩監視他時，還跟他暢談人生理想。他們既是綁架者與被綁架者，是不久以後很可能成為的兇手與被害者，但他們也慢慢發展成為朋友。

　　一天夜半，因敲門聲一陣慌亂，負責監視美國大使的年輕人將槍口貼住美國大使的太陽穴，使美國大使從熟睡中驚醒。事後發現只是虛驚一場，年輕人說：「沒事了。」美國大使答：「你剛剛拿槍抵住我太陽穴，讓我從夢中驚醒，怎麼可能沒事？」年輕人再三的道歉。然後大使等房裡只剩下年輕人時跟他說：「現在我需要你幫助，剛剛我尿失禁了，我需要去廁所，但請你不要告訴其他任何人我去廁所的原因。」於是年輕人攙扶著戴上頭套的大使到浴室，等大使一人在廁所裡，大使像個可憐老人一般坐在馬桶上，為剛剛的驚嚇與尿失禁的受辱感啜泣。
　　
　　 這一段敘事的非常深刻，把美國大使與年輕人之間必須出現這麼矛盾的關係的無奈，徹底地呈現出來，也更凸顯出軍事獨裁政權，是如何的逼使溫暖有熱情有理想的年輕人，非得走上冷酷的恐怖主義。

　　電影中年輕人因半夜叩門聲便慌亂的連頭套都沒帶，就衝向大使身邊，以致於徹底暴露自己的身份，也看出他們除了滿清熱情理想，但就對抗政府的角色，他們缺乏經驗與歷練。相較之下，年齡大、老成、有很多戰鬥經驗的領導人就冷靜很多、也冷酷很多。他們已經知道組織謀略，也知道控制感情的重要，他們不僅提醒年輕人不要跟大使互動，更希望戰友彼此之間不要產生過多的私人友誼，一切情感的生發，都應立基於革命，因為他們知道，遲早他們得為了任務，必須拋棄受傷戰友，也知道私人友誼一旦發生，就會渴望更多的彼此認識，這會造成一旦被抓，刑求時會供出太多訊息。

　　電影最後是讓人嘆息的。儘管這次綁架大使，最後是成功換得了十五名政治犯，也讓大使平安返家，但他們卻從此成為通緝犯，過著不能彼此聯絡、四處藏匿的日子。最後，他們還是一一被捕獲，被刑求。他們的入獄，又激起另一批恐怖主義者，這批恐怖主義者綁架了葡萄牙大使，成功的交換他們出獄，並促成他們到國外尋求政治庇護

　　電影結束於特寫這些出獄的年輕人，我們看到的，已不再是當年的他們，在刑求、屈辱、受虐的過程，他們所有的熱情、理想、年輕的特質，都被耗損殆盡，他們已枯乾、再無生命光彩。

　　這樣的結局是很驚慄的，既道出軍事獨裁政權與恐怖主義的環環相扣、永無休止的循環，也道出暴力刑求對理想主義者的摧殘，還道出恐怖主義者勢必得冷酷冷血，那背後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