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中的知識份子（乃至於祭司階級）在今天這個世代，言說上帝究竟如何可能？我們該往何處為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有許多已被建議出來的方向，例如，從基督教傳統中尋找、從自身民族傳統尋找、從當代思潮的發展過程尋找、從對世界之對未來的期望中尋找、從宗教對話的可能性中尋找……，這部片子並未明確指出方向，但它嘗試提供一個關鍵的考量向度，間接暗示了尋求答案的一個立足點，或說，一個出發點。我想用如下一個命題來揭示這部片子於我而言所彰顯的意義：『知識份子言說上帝如何可能』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無知大眾信仰上帝如何可能』這個立足點出發來思考。
以下的分享即作為對此一命題之注解，一如以往的慣例，我無法也無意進行詳細的論證，而只勾勒出一幅輪廓提供各位參考。（自然，面對一部藝術作品，它容許甚至要求給出不同的詮釋，我所提及的都僅只是我目前的領會。）
這幅輪廓之所以可能被描繪出，亦即，這個答案之所以可能被給出，首先在於一個宗教上的信念：道成肉身。在此我想要爭辯一個運鏡的含義，我並不認為片中出現多次的鳥瞰鏡頭意味著天命，我的理由很簡單：在東正教（甚至是一切基督教）的思想中，『天命』並不是個重要概念，甚至是個毫不起眼的概念，它在希臘傳統中甚為重要，但在希伯來傳統中則無立足之地。也許在其他的電影中出現鳥瞰鏡頭可以解讀為『天命不可違』之類的宿命觀，但在這部片中，我認為並非如此，這是一部東正教作品。我的詮釋是：鳥瞰鏡頭意味著一種屬於上帝的眼光。在第一段中敘述的熱汽球墜落的過程，我想可以理解為道成肉身的過程，在墜落之處，豈不有匹馬躺臥在那兒嗎？誠然，導演知道在他的作品中使用這種眼光時，始終只是他自己的臆測，是他在想像當他作為上帝時會如何看到這個世界，因此熱汽球在起初也是由人自己設法將其昇空的。
道成肉身（或說『言成肉身』，即上帝之話語成為肉身。）使得人對上帝的言說得以可能。這個命題提出了，我們就可以不用再處理『知識份子言說上帝是否可能』這個問題，而能直接問及『知識份子言說上帝如何可能』這個問題。
男主角（片中人物的名字──自然亦包括片名本身──我全忘了）身為一位畫家，他首先以自己的信仰理念作為一個言說上帝的標準，他既無法接受一個讓人受苦的上帝，他就拒絕用可怖的末世審判來言說上帝，而突出愛和寬恕作為他言說上帝的方向，並由此完成他的作品。這種對自我之信仰理念的堅持，是知識份子言說上帝的一個特色，我們即便在當今教會中亦對此履見不鮮，這種堅持往往與一般的、傳統的信仰言說方式大相逕庭，從而造成某種知識份子和傳統教會間的張力。我想這不用我舉例了，大家都能在自己身上感受得很明顯。男主角在面對這種張力時，他是寧可不發一言也不願違背他自己的誠實而畫出充滿酷刑的末世審判。
但這種言說方式卻面臨至為尖銳的質疑，這質疑來自於無辜受難。在受難者面前，男主角發現他一貫堅持的信念遭受莫大的衝擊。當蠻族入侵時，上帝在幹嘛？祂站在上頭觀望，（鳥瞰鏡頭再次出現！）祂，一個上帝，是如此客觀且遙遠地看著祂的子民受難。男主角對著另一個畫家質疑他為何竟站在窗口觀望他的受難時，他是在向上帝提出質疑。這個質疑是基本的、普世皆同的，亦即，為何無辜者竟要受苦，這是所有人都會問出的。當男主角受刑時，他豈不一再申訴：『我做了什麼錯事嗎？』他這申訴是向負罪者問出，而所有向負罪者問出的質疑，都是向上帝問出的質疑。
他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他只是一貫堅持他自己的信仰理念。但正是在受難這件事情上，他和一般無知的信徒靠近了，他問出的問題是每一個有知無知的信徒都必然會問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提供了知識份子言說上帝之可能性的真正起點。不過，這個起點的獲得卻是不易的，在苦罪質疑下，儘管知識份子和無知大眾終於靠在一起問出同一問題，但知識份子此時卻發現他已不再能夠言說上帝。他失卻了他原先的信念，他已不知道他原先的信念在苦難面前如何可能再繼續下去，那位愛的上帝如何能夠如此冷靜地在玻璃窗後面觀看祂子民的受難？於是他便放棄了言說上帝的意圖，他走進了沈默。
似乎他想從一種倫理的向度上尋找新的答案的可能性。他照顧了啞女，苦難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他不再畫畫，而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與啞女的關係上。然而，隨著啞女的離去，這條倫理學的進路便被破壞了，他發現，在人與人的倫理關係中，並不能給他答案。他繼續保持沈默。
我們都看到，事情的轉機在於鑄鐘，或者說，鐘被敲響的剎那。那意味著什麼？從一個知識份子的眼光，他看著這群與他一起受難的無知信徒，這些人企求新的信仰的可能性，但這真的可能嗎？許多人懷疑。鐘是否能被敲響？這是否只不過是另一次的希望之幻滅？這群無知大眾在他已放棄言說上帝的時刻，竟群集起來費盡心力地想要為他們的信仰尋找新的可能性，他們是否徒勞？我，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在苦罪面前已然不再試圖言說上帝，而這群無知大眾竟如此愚昧，企圖繼續信仰上帝，他們難道不會陷入無盡失望的深淵嗎？他們難道不明白，他們的無知，以及由無知而來的罪惡與叛教，竟亦是他們受難的原因嗎？
鑄鐘的少年是嘗試喚起這種信仰之可能性的代表人物，他努力的想以自己的方式（他人原以為是傳統！）來鑄造一座新的鐘，但他自己也沒有把握，這是一個冒險，但他堅持著。當他在挖洞時循著樹根看到一株高聳的樹，鳥瞰鏡頭再次出現，上帝彷彿在對他微笑，告訴他，那位彷彿已經退隱、高高在上的上帝，其實總是穩固不移地紮根於他準備用來鑄鐘的大洞中，在這裡，一種信仰上帝的可能性就被見出了。其他人依舊辛勤地工作著，但男孩躺在地上觀望著樹梢，他是第一個看到這種可能性的人，而上帝也在看著他。
鐘被敲響了！在那一刻，無知大眾向前集攏，他們已找到繼續信仰上帝的可能性了！這可能性被鑄成而且開始為本已無言的信仰發言了！值得關注的是，少年至終承認鑄鐘的方法並非得自父親傳授，換言之，信仰之新的可能性並非來自於傳統（即便是自身的基督教傳統），而是源自於一種勇敢的、冒險的、執著的重新信仰上帝的企圖。
在此，男主角看到了他自身重新言說上帝的可能性。雖然他不解少年為何哭泣，但他看到無知大眾的信仰再度被鑄成，他決意打破沈默、重新言述。換言之，他在無知大眾的信仰之可能性中看到了自己重新言說上帝的可能性，他將重拾畫筆，而這僅是因為他看到無知大眾能夠重新信仰。可以說，他看到自己對上帝之言說的方向在於促成無知大眾對上帝的信仰，在於在一個充滿苦難的世代重新給出一個關乎所有人的信仰的方向。一個知識份子的救贖之路，至終在無知大眾的單純信仰中獲得。
以上是我個人對此片的詮釋。讀過我的『我為何還是一位基督徒』的人就可看出，此一詮釋方向是與我自己的信仰定向結合著的，我是帶著自己的信仰關懷來看這部片子，就看出了以上的意義。但這些意義依然是有待商確和進一步澄清的，而且，我還要指出兩點對此一定向的批判。
就澄清而言，究竟一種倫理學的向度是否就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問題。在瑞士神學家奧特(H. Ott)的《不可言說的言說》中，他所指出的當代知識份子重新言說上帝的可能性就在於一種徹底的倫理學進路，而在我看來，若把同樣的問題從俄國移至中國乃至台灣，一種倫理學的進路恐怕是避免不了的，這固然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深植於我們生活中的儒家傳統。
另一個想澄清的是關於『聖愚』的觀念。明顯的導演至終走向這個東正教的古老觀念，把真正有價值、有力量、有言說希望的信仰歸於一種無知的信仰。然而，這種聖愚概念據說發端於俄國的原始本土宗教，而非基督教。無疑聖經中的確有許多可被詮釋為『聖愚』的經文，然而，整本聖經依然強調智慧過於愚昧。無知的信仰、單純的信仰、缺乏反思的信仰，在聖經中究竟是被讚許還是被譴責，這恐怕還是一個問題。但對這個問題的反省是困難的，縱使無法從神學的角度，但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依然可以給出無知大眾之單純信仰的高度評價。
就批判而言，我想提的第一點已前已有提過，即在於當前後現代景觀中所面臨的多元性問題。信仰的可能性在片子僅指一種自身傳統信仰的重新恢復，但對我們而言，除了提供『信仰的可能性』外，還要進一步提出『基督信仰的可能性』。換言之，為何在苦罪世界中一個新的信仰希望必須是基督信仰，而非其他信仰？在片中這一點被輕鬆的抹平了，一個淫蕩的異教徒乃至於歸附異教的啞女，如何可能返回？導演沒去處理這個問題，而且表現出來的些許觀點似乎是顯得過於天真了。
批判的第二點在於尼采，知識份子言說上帝的整個基本方向都驗合了尼采關於『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的區別。在這一點上，這個基本方向是通不過尼采提出的對奴隸道德乃至於對基督教的批判的。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這個方向對尼采亦提出了批判，但我認為，在此，不論是新教或東正教，對尼采的批判基本上是難以抵抗的。無知大眾的單純信仰，對知識份子之重新言說上帝的企圖而言，究竟是一個救贖的希望，還是一個必須放棄的包袱，還是一個不得不背起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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