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電影中的文化相遇

—武士、槍客與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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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才看到電視新聞中，日本記者採訪地震受災災民—一位父親，只見這父親平靜的、或者可說是面無表情的談他回到早已成廢墟的家園中尋找照片，「因為我兒子死了。」他說。

　　我馬上想到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在他的短篇小說「手帕」中，描述一個婦人在兒子死後去拜訪兒子的老師告知死訊，並談到兒子從生病到死亡的過程。婦人說：「該做的事都作了，只好認命了。」....當時，這位老師深深覺得這婦人談話的過程中「態度舉止，一點都沒有在談論自己的兒子之死的樣子，眼中沒有淚，聲音也跟平常一樣，嘴角輕輕掛著微笑。」....他們繼續談話，從追悼，慢慢談到這兒子生前的生活細節....。

　　一不小心，兒子的老師手中的扇子掉落地上，於是老師彎腰去撿，卻因此瞥見了婦人的手：「婦人的手在激烈的顫著，也許是為了強抑情感的激動，用雙手緊握膝上的手巾，幾乎要撕裂一般....婦人臉上雖是掛著笑容，事實上一直是全身在啜泣著的。」....這位老師覺得自己看到了不該看到的事物，他把彎的腰坐起身來，跟婦人說：「您的哀傷，就連我這個沒有兒子的人，都十分瞭解。」婦人回答：「謝謝您，但是現在怎樣說，也都是徒然....。」她的臉上，依然蕩漾著微笑。

　 　等婦人走後，這位老師跟他的妻子說，他剛剛看見了女人的武士道。

　　這儘管是一小小段落，卻對日本文化中深深推崇的「武士道精神」，有太深刻的畫龍點睛的描繪了。

　　它馬上讓我想起電影「愛蜜莉的日本頭家」（Stupeur et tremblements，Alain Corneau執導，2003），在其中，一切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對屬下的折磨，在商社中的每一個日本人，都露著像婦人那般的平靜的表情，彷彿這平靜的表情，才是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能自我證明的事物。而那個法國女人愛蜜莉在最後，於夜半一人在辦公室裸體的自我解放，又是多麼接近虛無與狂亂！

　　武士道精神歷經現代化歷程，仍深入日本文化之根。

　　於是這次日本大地震，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也是芥川龍之介小說筆下那婦人的表情。這婦人化身成為千千萬萬張臉，平靜的、微笑的凝視著畫面外的我們。而我們都被這大災難下，日本人的平靜、溫和、逆來順受，給深深的鎮攝住了。

　　很久以前看過一部片子，片名叫做「旭日東升」（Rising Sun，Philip Kaufman執導，1993），劇情其實很簡單，就是在描述美國一半導體大公司即將倒閉，日本兩大商社都想吞併，導致一場商場戰爭，因而引發一樁殺人疑案。

　　這部片子中幾個主角人物的搭配，充滿衝突性：有母親與黑人結婚，又生為殘疾，被本國人被歧視的日本女人；有愛上日本女人，瞭解日本文化，被美人視為親日派的白人；還有在不准種族歧視的高調下，確實被歧視的黑人，這黑人又將自己身的被岐視，一變而為岐視日本人。

　　日本武士道文化好嗎？不好嗎？西方文化好嗎？不好嗎？而我們的呢？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根神髓是什麼？文化能被更新嗎？又是怎樣的力量可以搖撼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根呢？

　　我嘗試用幾部跟武士精神有關的電影，在並比中做比較，突顯出日本文化核心—武士精神，並對比西部的槍客與中國的俠，再用高爾基的小說「低下層」，來進行法國與日本的對話，....或者，這可以稍稍讓我們理解（儘管我們同意、或者不同意）震災後，電視中那些個鎮攝我們的日本人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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