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a-Gavras執導的電影《職場殺手》《Le Couperet》包裝了連續殺人案的驚悚過程，但其實描述失業中年男子達維爾的故事。他在造紙廠工作十五年後，因工廠遷廠到大陸，人工便宜，外加機器對人工的替代性，遭到裁員；以他這樣的年資，他要再找到同類型的工作，幾乎是完全不可能。

　　達維爾失業了三年，妻子為了家計，找一些零工來做，以貼補家用。

　　達維爾出現失業幾年後的男人，普遍出現的心理徵狀：因為男性自尊，而呈現出來的易怒、易疑，他非但不能體會妻子的善意體貼，反而經常對妻子生氣、懷疑妻子有外遇。

　　這種心理徵候慢慢轉移成精神官能症，他將挫折攻擊，轉移到其他跟他一樣在長年在造紙業工作、因裁員被迫離職、四處找造紙業工作的人身上。他心想：他們是我的競爭對手，只要我除掉他們，我就有機會找到工作。

　　透過這種精神官能症的過程，導演讓觀眾知道失業造成的家庭問題、個人生命的災難，實在無法僅只用失業率數據這幾個數字涵蓋。

　　達維爾找到這些競爭者的方式，是透過徵求人才的廣告，信函四面八方湧來，每一張履歷表，都是一個失業的故事。他為了暗殺，也不免跟他打算作掉的人談話，而那些談話內容，也暴露了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故事。每一次他與他想殺的人深談，都發現，對方有跟他類似的處境、類似的心情，有人甚至比他還可憐——當這可憐人說出自己因為失業五年，妻子離開了他，他找到的西裝店店員，只是暫時性的工作，紙業是他的生涯，但不可能重返職場....——當這男人說到哭泣，終於使達維爾同情心大起，終止想殺他的念頭。

　　達維爾總相信，他做這一切是為了家庭，為了妻子孩子，但因為他專注於謀殺，每天都在失神恍惚，對妻子又常憤怒疑心，反而導致他們夫妻之間出現問題。妻子每一次陳述她感受到的夫妻距離，他都只感受到抱怨與不支持，而妻子也越來越覺得她好像活在監獄，她希望自由，不用動不動就擔心她在惹丈夫憤怒。

　　當婚姻出現危機，妻子央他去找心理諮商時，他也在心理醫師面前吶喊：「你們所說的『積極思考』全是垃圾，我要說的是，有人奪走我的工作、奪走我的生活。沒有工作，我還是什麼？現在大家都變成競爭者。」妻子答：「但你不是一個人，你還有我。」

　　達維爾繼續他的暗殺計畫，也繼續著心不在焉心神恍惚，夫妻關係持續惡化，最後造成兒子馬可的行為出軌，他偷盜被抓。達維爾夫妻去警察局時，為了探看兒子得填表格，警察又再問到達維爾：「你的工作是什麼？」達維爾說：「目前沒工作。」警察說：「那就填以前的。」這幾句對白，充分反應長期失業的男人，面對的社會壓力與自尊傷害是什麼。

　　達維爾基於自己一再犯案，因此對兒子馬可偷盜犯案，有非常機警的處理，他迅速果斷的挽救兒子，毀掉任何不利的證據，他強有力的保護了孩子，給孩子一個機會，他因此重新取得妻子與兒女的信任，兒子也保證他從此以後不會再犯案。

　　導演Costa-Gavras並不打算將這部電影歸類成警匪、懸疑片，他只想描述一個長期失業的中年男子，其精神耗損、與其對家庭造成的災難，因此他最後將結局設定為黑色喜劇——兒子悔過了，使達維爾想走出暗殺生活，回到光明。他能脫困，是因為那個失業五年、家庭徹底瓦解的男人終於不堪負荷心靈痛苦而自殺了，這自殺事件使警方懷疑這死者是兇手，達維爾因此能脫罪。

　　於是達維爾重返光明，但他仍得面對尋找工作的失業困境，只是，他至少及時保住了家庭，而他比某些人幸運的是，他的妻子一直在支持他。這是很多失業男人在失去工作時，同時失去的東西。

　　可是恰好因著男配角的自殺，讓我們得以窺視達維爾之外，更多中年長期失業男人的困境，他們在社會各個角落掙扎著，直到他自殺、或罹患精神疾病後，被揭露進媒體。

　　而整體社會，真的就只能束手無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