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riele Muccino於2007年執導的《當幸福來敲門》（Pursuit of Happyness），是一部讓大家都印象深刻的電影。電影取材自真實故事，描述克里斯賈納在窮途末路的破敗人生中，與親愛的兒子相依為命，因著兒子對父親無條件的愛與信任，因著他有盡全力保護兒子的父愛，他從這愛中取得能量，艱困的力爭上游，最後終於成為成功的投資專家。這故事固然因著是千萬人中方得其一的夢幻勵志故事，因而使男主角的故事在觀眾間少了很多自我投射的認同感，但真實故事中那父子之間在艱困中的彼此慰藉，卻勾起所有觀眾的同情與理解，終究人在最難關時，需要的正是這種無條件的信任與愛。

　　沒想到80零年代這部電影中的主角的夢想——華爾街證券公司的理財專家，在2008年，竟成了全球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之一，也無法自外的成為被裁員的對象。

　　在2008年到2009年這一波世界性裁員浪潮中，有很多人是跟克里斯賈納有著基本面的不同——當年的克里斯賈納尚且年輕，但現今的失業浪潮，有很多人是已值中年，他們得跟年輕人競爭。　

　　Pablo Trapero執導的《起重機的世界》（Crane World，1999），是Pablo Trapero的第一部電影，他非常驚人的僅以16厘米的黑白攝影這種簡陋的製作成本，外加包括他自己在內幾個其貌不揚的演員，就拍攝出這麼好的片子。儘管電影敘事是著墨於開發中國家阿根廷，但Pablo Trapero在這部片子中並沒有暗示什麼「第三世界VS全球化」的結構性問題，反倒是著重於男主角盧洛個人步入中老年、前途茫茫的心境。

　　劇情一點都不宣染誇張，彷彿只是在對某個五十多歲的男人連著幾天的生活，作著忠實的紀錄。這男人名叫盧洛，他身體已經不怎麼好了，因為爭取不到保險，他只能打零工，工作相當的不穩定，時斷時續。

　　他的過去，曾有著讓他驕傲的回憶，他曾有個樂團，他自己擔綱歌手，他們也唱紅過「勇敢的克莫拉」這首曲子，他曾風光過，也曾浪費著他的青春，酗酒、晝夜顛倒....；而現在，這日子早已遠逝，人們仍知道「勇敢的克莫拉」這首曲子，卻不知是他的樂團唱紅的，他現在為生活拼命，但他仍有小小的夢想，夢想他能娶隔壁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老來好有個伴。

　　他的妻子早離開他了，留下他們的兒子，眼見兒子正在重蹈他生命的覆轍，兒子愛玩樂團，對找工作謀生興趣缺缺，他愛他兒子，他忍耐著他，但他不可能指望著將自己的人生經驗跟兒子分享後、兒子便轉念改變，最後，他無法再負擔兒子的遊手好閒，兒子只好離開他去投靠孤伶伶的祖母。

　　他繼續打零工、繼續找工作、繼續在不穩定的漂泊流浪中，等候著混亂結束、生活安定下來的一天。

　　電影從找工作開始，在失去工作時結束。沒有答案、沒有結束，就是忠實的幾天生活的剪影，但是把這處在人生中期、不穩定不踏實的無奈處境，刻劃的很細膩很深刻。主角並不懶惰、也不絕望悲觀，但他的身體與工作情勢非他能掌控，他只能依順老闆的決定。

　　電影結束於他再度失業，坐車返家，途經山洞，一片漆黑，遠遠一個小小的洞口看的見稍許亮光，但此時，他身居黑暗，一片茫然。

　　片名Crane World也取的很好，這是一種可以把人或東西舉到高處的吊車，不只是男人盧洛打零工時使用的工具，也暗示著主角在人生中途，懸浮於半空中，腳不著地、前途未卜、茫茫然的心境。

　　Pablo Trapero這部電影《Crane World》，僅只鋪陳中年失業的困境，並沒有刻意指明它跟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景氣有什麼關連。反倒是已開發國家的西班牙導演Fernando Leon de Aranoa，於2002年執導的《陽光下的星期一》（Mondays in the Sun），探討到了全球化經濟浪潮下，西班牙中年男人的失業問題，導演透過失業的四個主人翁的閒談：「我聽到一個笑話：有一個共產世界的人體驗過柏林圍牆倒塌後的資本主義社會，跟自己國家人說：『真恐怖，原來我們以前聽到的對共產世界的描述都是假的，更恐怖的是，我們以前聽到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都是真的。』」簡單扼要說出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失業問題，是連共產主義社會的人都覺得難以負荷的社會問題。

　　敘事環繞在四個中年失業的男人的片段生活、難以明說的心境中打轉，並沒有明顯的故事性，但卻相當的有感力。

　　這四個男人被裁員，是因為西班牙負責運輸業的企業主，決定改買廉價的韓國船，不再自己造船，因而裁掉兩百員工。這群被裁的員工，曾轟轟烈烈製造一場示威反抗運動，但最終在企業主妥協一部份人的小小要求下，造成運動份子內部意見不合而分裂，最後，這場運動無疾而終。

　　示威反抗運動後，最倒大楣的就是從頭到尾不肯妥協、堅持運動起始訴求的那群人。他們會這麼堅持，是因為他們都到了五十歲，是很難再找到工作了。

　　因著運動失敗，他們沒為自己爭取到任何利益。首腦份子尚塔，懷抱著想移民到澳大利亞的夢想，裁員後非但無法找到工作，還因示威反抗運動過程中打破街燈，判賠八千西班牙幣。喬斯被裁員後，生計就靠在工廠作女工的安娜維持，漸漸的，基於男性自尊心理，喬斯跟安娜之間出現一種莫名的張力，喬斯既敏感又多疑，讓安娜覺得很難相處。保利諾求職過程中發現他得學習很多他從不曾有機會學習（諸如電腦）的技能，他得跟兒子學習，更糟的是，他發現都是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才有機會找到工作，他不得不染髮、穿上兒子的夾克，在履歷表上偽裝自己只有三十五歲，卻又分明看得出歲月早在臉上刻下無法遮蔽的刻痕。最不幸的是阿曼達，他失業後，妻子終於受不了沒錢過的日子，離他而去，他苦苦等候，將絕望心情放在酗酒中，最後終於因酒醉意外過世。

　　片名取為《陽光下的星期一》，充滿著反諷，因為它暗示著這些失業的中年男人即連在工作天開始、人人繁忙的星期一，都過著在溫暖陽光下愜意的星期天，但是，這豈是他們願意的？

　　這些中年失業的男人，最終得以取暖的是親情與友誼。他們每天聚在被裁員、但僥倖轉業成功的朋友的小酒吧中，透過友誼安定自己，他們在這時候儘管敏感多疑、自尊心特別的強烈，卻打內心深處需要家人的支持，阿曼達之死，固然是因酒醉意外，但何嘗不是因妻子的遺棄孤單而死？電影最終喬斯的心靈救贖，豈不是來自妻子本想離開（儘管喬斯不知情）、卻於關鍵時刻仍決定留下來與他廝守共度難關的安慰？

　　因此又再回到此文的起頭。任誰都很難避免突然間晴天霹靂風雲變色，發現自己或親密家人的人生是懸浮於半空中，前途未卜、心境茫然。值此之際，其實是那堅定的愛、信任與支持，力大足以摧毀一個人，也力大足以重建一個人，它才是最大的珍寶、也是最大的考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