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導演Bruno Dumont的電影特色，就是「沒有特色」，我這句話的意思是，他不用戲劇性的高峰、或鏡頭的炫麗美感，來營造觀眾的注意力。他寧願在非常瑣碎的日常生活、平平凡凡的小人物、簡簡單單的小鎮、淺淺白白的對白中，緩慢推進著故事——但最後，還是發生了讓小鎮震撼的事情，於是，人性的本質便被置放到台前，讓人錯愕於善與惡，竟是在這麼微小瑣碎不為人道的平日生活中累積著，毫不讓人覺查，直到它爆發成為一樁「戲劇性事件」，可那戲劇性事件，已經是最終的結果，要探究它，不知得往前追溯到多遠。

　　Bruno Dumont的這種人性觀，使他瑣碎、平鋪直敘的電影敘事，跟觀眾習慣性的等待戲劇性的高峰，是徹底背道而馳的，這便使他的電影不容易討喜。

　　他的《人之子》（The Life of Jesus，1997）便是如此。小鎮最後發生了一群混混毆打阿拉伯青年致死的事件。警方抓到了男主角弗來迪，問他：「這事是你的責任嗎？你是個種族主義者嗎？」

　　可是在這讓全鎮注意的事件爆發之前，弗來迪跟他同伴們已經是無業遊民許久許久了，他們在小鎮，每天都是星期天，靠社會福利金過日子，完全不想改善生活，更沒有找工作的念頭。

　　在他們這群男性團體中，飆車是每天的娛樂。他們是徹底沙文主義的（顯然導演刻意用race字義中，競賽與種族是一語雙關，來暗示最終的敘事高峰），他們對「弱者」——不管是女性、或者異鄉異族人，都立即反映著鄙夷。

　　因此他們當中有人因愛滋病過世，他們完全以同袍之愛體恤了，但他們卻欺負長的不好看的肥胖姑娘，強姦了她，導致女孩的父親大發雷霆來興師問罪；弗來迪強姦肥胖姑娘同時，已經有了對他非常好的女友瑪麗，但顯然的弗來迪對瑪麗的溫柔愛意並不夠珍惜，他跟她的關係主要是性欲宣洩導向的，最終他還是以他男性同儕團體為他生活中首要的關注。所以當瑪麗知道男友強姦一肥胖姑娘，大發雷霆問：「那我呢？我給你的性對你而言還不夠嗎？」並沒有對準弗來迪的問題核心——他強姦非因性慾需要，而是表達對弱者的鄙夷。

　　 正是這種每天渾然不覺的混混生活、對弱者混然不覺的鄙夷，醞釀著一樁犯罪者混然不覺的殺人事件。

　　弗來迪與混混們每天為伍，對鎮上移民來的阿拉伯人早有輕蔑污辱之語，只要阿拉伯人立刻退縮逃離，一切也就平安無事，偏偏阿拉伯青年竟主動跟弗來迪的女友瑪麗表示好感，於是這對女友又不夠珍惜的男主角，竟因阿拉伯青年的主動追求瑪麗，轉而輕視瑪麗，因此要跟瑪麗分手，最後還萌生一群人圍毆阿拉伯青年的事件。

　　當阿拉伯青年因為好感一路跟著瑪麗，瑪麗的確呈現了白種人的種族歧視，她直接了當、抱有成見的問他，這樣一路跟隨是想找機會性騷擾或強姦嗎？可她隨即從阿拉伯青年的反應知道，她有種族歧視與成見，她立即道歉。這正是女主角有自覺、男主角渾然不覺之間，最大的差別。

　　敘事最終，警察問：「這事是你的責任嗎？你是個種族主義者嗎？」到這時，其實已經太難回答了。因為我們也無從判斷，在這瑣碎的日常生活此起彼落生發的事件中，到最後，阿拉伯青年被打成重傷而死，是否該用這麼戲劇化的時髦名詞「種族主義者」來解釋，還是，就是一個不求上進的混混們不時大錯小錯欺負弱者之下，恰好因碰到「種族」，方讓人注意到這群混混的卑劣呢？

　　 有沒有可能，每天渾然不覺、日積月累的生活惡習，更是首要該被譴責的罪惡？

　　 這種瑣碎、平日生活中累積的惡習，在其《人性（本惡）》（Humanity，1999）是更加的明顯。

　　 《The Life of Jesus》的電影敘事，是讓我們隨鏡頭追隨一個無業遊民混混青年的生活軌跡，直到他打人致死，我們看著惡行的累積到最後變成嚴重的犯罪事件；而《Humanity》，電影一開始我們就已知道在小鎮中有一樁嚴重的犯罪事件發生了，一個十一歲的女童被姦殺，死狀甚慘，這在向來平靜的小鎮，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於是身為警察的男主角，得要調查兇殺案，找出線索。可是小鎮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瑣碎而平凡微不足道，有誰看起來像是會犯下這等震撼社會的暴行的人呢？

　　我們順著電影敘事，在辦案男主角的生活圈中打轉，看到他的平凡，他是個失婚的男人，名叫派拉，他因失婚受很大的打擊，一直鬱鬱不樂，也非常自閉。在他生活中最要好的兩個朋友，是對情侶，名叫約瑟與杜美。我們看出杜美對派拉有很深的同情體諒，但她愛的是約瑟，而她跟約瑟之間的情感維繫，很明顯的是依賴官能激烈的性愛，他倆並不需要深談與心靈的相契。當杜美想安慰派拉時，給的是她自己的身體，派拉說：「這不能隨便給。」可是杜美卻回答：「我只能給這個。」

　　杜美和派拉之間的友誼，顯然比杜美和約瑟之間的性愛官能，要更傾向心靈些，儘管他倆也是不善言語不多談的，但有某些善意的體諒理解，在兩人的沈默之間流通，但是，杜美顯然沒有選擇這種互動關係作她情侶愛情的基礎，她也愛官能遠勝過心靈，甚至在海邊當她看到其他男人性感的身體，她也會被引發性慾。

　　派拉細膩、敏感、內斂、壓抑，甚至有點兒傾向女性特質，他對這個十一歲少女被姦殺的慘狀，耿耿於懷，因此辦案過程一直刺激著他，成為內傷，所以他總是需要跟杜美溫柔細語的、談兩句無關辦案的瑣碎言談，甚至他也偷窺杜美與約瑟做愛，來釋放自己的壓抑。而約瑟，則是個膚淺、情感衝動、任性、自我中心的男人，他講話肆無忌憚，不大會替別人設想。

　　 隨著辦案與三人友誼關係，電影敘事瑣瑣碎碎的交代著生活，也交代派拉一直找不到姦殺案兇手的線索。

　　多半的人對於這起殘酷命案，都傾向一定是精神變態方能為之，因此建議派拉到鄰近的精神病院看看有沒有脫逃的病人，派拉到了精神病院，護士們帶他去看病患，並說：「他們都很乖。」果真在大廳裡，病患呆滯的坐著，沒有什麼反應。

　　 導演Bruno Dumont並不打算把這齣人性分析的電影，變成偵探推理片，所以沒有交代最後警察局長是如何找到兇手的，總之，派拉最後發現，兇手根本不是什麼精神病患或變態，就是常跟他在一起的好友約瑟。

　　因此電影仍舊回到Bruno Dumont的人性觀：罪行、幽黯的罪惡，在每個平常人日常瑣碎的生活中、在其內心深處累積著，每天小小的惡，最後會累積成為無法挽回的大惡。大邪惡，非源因於變態性格，它一直與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共存。約瑟最後犯下大惡，是因他每天累積著膚淺、情感衝動、任性、自我中心、與對官能性愛的關注，一如高鐵站長在高樓上看到樓下有人被暴力毆打，因為太習以為常，只通知管理員：「有人打架。」約瑟這些小小的惡行，也太習以為常，沒有人、包括他自己，會料想到，它們累積的能量最後是如此巨大。

　　 導演Bruno Dumont的這種人性觀，無疑把好萊塢商業公式下，殘忍的殺人暴行總源自某種精神變態的觀點，給徹底顛覆推翻了。而其訴諸瑣碎生活細節的電影敘事，也激烈反彈了好萊塢對這類兇殺電影，總賦予高度的懸疑、驚悚、高潮迭起的戲劇張力；因而其電影形式、與陳述出來的人性觀點，的確是非常匹配謀合。

　　不僅如此，具有哲學背景的導演Bruno Dumont，在陳述其人性洞見之際，還透過電影形式，潛藏了凡生而為人，皆需要被上帝救贖的信仰意涵。電影片名《The Life of Jesus》一語雙關，Jesus是阿拉伯青年Gege的音轉，至於《Humanity》，導演Bruno Dumont甚至刻意將男主角派拉置身於大幅繪畫「聖殤」之前，其宗教意圖更是清晰可辨，Bruno Dumont透過這種不干擾電影敘事流暢性的音轉、視覺圖像的方式，暗指耶穌來世拯救罪惡，並非只是拯救那樁慘烈的、充滿戲劇張力（羅馬VS猶太、猶太VS猶太）的十字架暴行之罪，也是拯救每天生活中隨處隨在的小惡行。因為，我們或能豁免大罪，卻永遠無法讓自己從小惡中掙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