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士勞斯基的戲對我而言，倘若電影果真具有任何意義，那便是讓人們身入其境。 我無意於此（編按：史上第一位奪得三大影展最佳影片的導演），但我寧願看 到這樣的記載：史上第一位成功地製造出直角的導演（編按：喻能將事情掌握得恰如 其分），目前我尚未能達到。 我拍的每一部電影---除了〈工人'71〉（Robotnicy '71）之外---都在講人，而 非政治的故事。 我拍過的電影，從第一部到最近的一部，每一部都在講一群找不到自己方向、不曉得 該如何生活、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人----一些迫切在尋找的人們，他們企圖 尋找一些最基本的答案，像是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早晨為什麼要起床？晚上為什麼 要睡覺？又何苦再起床？從這次醒來到下一次醒來之間，該如何打發時間？你該怎麼 過日子，才能讓自己在早晨的時候能夠心平氣和地刮鬍子或化妝？ 電影學校教我如何去看這個世界。 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好像掉進自己設 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那是非常自然的反應，誰也 沒辦法。 如果我想拍一部有關愛的電影，我總不能在人家躲在房間裏作愛時，跑進他 們的房間裏去拍吧！如果我想拍一部關於死亡的電影，我也不可能去拍某人真正死掉 的過程，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經驗，誰都不應該在那個時刻受到打擾。我注意到 當我在拍紀錄片時，我愈想接近吸引我注意力的人物，他們就愈不願意把自我表現出 來。 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去拍攝它們。碰到那 種時刻，我總覺自己像是一個跨入禁區的人，這就是使我逃避紀錄片的主要原因。 我想要表達的是，在每天的生活當中，我們都面臨抉擇，並應對其負責。同時我們並 沒有察覺到這些抉擇會將我們導入某些方向。對此我們可說是一無所知，只有在日後 回顧一生，我們才能明瞭當時做下的某些抉擇，所具有的決定性。 當我拍記錄片的時候，所擁抱的是生命，接近的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生命掙 扎；這驅使我更了解人的行為－－人如何在生命中克盡其責地扮演自己。 基本上，這些人物的表現和其他電影裏的人物沒什麼差別。不過在《十誡》中 ，我把重心放在他們內心中，而非周遭的世界。以前我所處理的題材經常都是外在的 環境，陳述周遭發生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如何影響人群，然後人群又如何影響這些 事件。現在，在我的作品中，我經常把這個外在的世界拋開；愈來愈常出現的題材， 是那些回到家裏，把門關起來面對自我的人們。 我們在構思《十誡》的時期，常常想到這些問題：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謊言 ？什麼是真相？何謂誠實？何謂不誠實？它們的本質為何？我們又該以什麼樣的態度 來對它們？ 我不拍隱喻，隱喻是給人讀的；它是個好東西。我總是想攪動人們的心情，讓 他們想去做某件事，無論是把他們拉進故事中，或是給予他們分析這個故事的靈感。 重要的是，我能夠迫使他們去做某件事，或是以特別的方式感動他們，這就是我一切 作為的目的：讓人們去經驗某些事物，無論是用理智或感情去經驗，都無所謂。 我拍電影是為了給人們一些東西，將他們帶往另一個地方，無論那個世界是屬於直覺亦或 知性的世界，都是好的。 我最喜歡的觀眾是那些說電影在講他們自己，或對他們產生特殊意義，以及改變了他 們的人。 藍、白、紅：自由、平等、博愛。皮西歐提議把十誡拍成電影，那我們為何不嘗試把 自由、平等、博愛也拍成電影呢？為什麼不試著對《十誡》中訓誡作更廣義的了解？ 為什麼不試著解析十誡的現代功能？我們對它的態度為何？而自由、平等、博愛這三 個名詞的現代功能又是什麼？讓我們針對人性化、隱私及個人的層面，而非哲學、更 非政治或社會的層面來討論。西方世界已將這三種觀念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付諸實行 ，但它們對個人層面來說，卻又是完全不同的論題；因此我們想到拍這三部電影。 這三部電影（編按：藍白紅三色電影）都在講具有直覺、感性的性情中人，對 白中不見得都直接表達出來。在我的電影裏，很少有話直說。最重要的事經常都發生 在幕後，是你看不見的；要不它存在於演員的舉手投足之間，否則它就不存在；要不 你可感覺得到，否則你就感覺不到！ 紀錄片的推展主要須借助作者的想法；戲劇的推展則須借助動作。我想我的電影一直 有一個傾向：推展它們的動力總是想法多於動作，或許這正是它們最大的缺點。無論 你做任何事，都應該有一貫性；而我卻從來不擅於描述動作。 這一條思路最後即發展出《盲打誤撞》。它描述的對象不再是外在世界，而是內心世 界。它所敘述的是那些會干預我們命運，把我們往這個方向或那個方向推的力量。我 想該片最根本的瑕疵出在劇本上；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喜歡這個有三種可能結局的點 子，我覺得它豐富且極有趣味，只是劇本沒能好好地發揮。每天我們都會遇上一個可 以結束我們整個生命的選擇，而我們卻渾然不知。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麼 ，也不知道未來有什麼樣的機遇在等著我們。 我所謂的命運指的是一個地方、一個社 交團體、一份專業生涯，或是我們從事的工作。在情感的範疇裏，我們可以享受較大 的自由；但在社會生活的範圍裏，我們卻大大地受到機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們非做 不可，或者我們必須變成某種人；當然，那和我們的基因有關，在拍攝《盲打誤撞》 時，這些念頭不斷縈繞在我心頭。
奇士勞斯基的信仰我並不上教堂；但我相信有類似上帝的東西存在著，我與祂的關係是個人化的 ，不須依靠別的憑藉。 想想「十誡」總是有用的。它們已存在六千多年，未曾受到挑戰；但是，數千 年來卻天天被重新觸犯。問題不在於當代人行為特別懷，或甚至我們不懂如何應對進 退；而是我們藉以判斷事物的標準不斷在降低，好壞不再明確，我們的生活方式亦然 。我們開始不斷問這些問題，但是我對於從別人處聽來的答案，信心日減，每個人都 試著依個人所需，建立起一套價值，我們甚至不再確定，每個人所擁有的是否還是同 樣的十誡？ 我認為能夠提供絕對仲裁的標準是存在的；不過當我說我想到的是上帝時，我指的是 舊約，而非新約裏的上帝。舊約裏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殘酷的神。祂毫不寬貸 ，殘忍地要求子民服從祂定下的一切規矩；而新約裏的上帝卻是一位蓄著白髯，寬容 而善良的老頭子，任何事都能得到祂的原諒。舊約的上帝賦予我們極大的自由與責任 ，祂觀察我們的反應，然後加以賞罰，想求得祂寬恕是不可能的事。祂是永恆、明確 、絕對（而非相對）的仲裁。一個仲裁的標準理當如此，尤其是對像我這樣不斷在尋 覓、懵懂無知的人而言，更應如此。 罪惡觀念和我們常稱之為上帝的這種抽象、絕對的權威密不可分。不過，對我 而言，還有一種自覺的罪惡感和前者意義相同。通常，它源於我們的懦弱。我們不能 抵抗誘惑：貪求更多的錢、享樂、想擁有某個女人或某個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權勢的 誘惑。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活在罪惡的恐懼之中？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它源於天主教及基督教傳統，這個傳統又和猶太教的傳統不盡相同。這也是為什麼 提出舊約及新約上帝的原因。我認為這樣的權威的確存在。有人說過：如果上帝不存 在，人類也會創造一個上帝。但我不認為這個世上有絕對的正義這回事，我們永遠不 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義存在我們心中的那把秤上，而我們的秤非常微小；我們既渺 小、又不完美。
奇士勞斯基的人生我們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被可能的選擇所審核。選擇，是一種決定命運的方式 ；它或許會適時呈現，卻不是我在期待中而獲得的。 我有一個不太流行的觀念，我認為人本善；人天生想做好人。問題來了，如果人性本 善，那麼邪惡從何而來？我並沒有一個十分合乎邏輯、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論是 ：一般來說，邪惡之所以會滋生，是因為人們總會在某個階段發現到自己沒有能力行 善；邪惡的原因是挫折感。無論人的改變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我們也不可能對人 為什麼會無力行善作出結論；因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種不同的理由！ 我很怕那些企圖教我一些事或想指導我找到目標的人物，對我或對任何人都一 樣。因為我不相信別人能讓你找到目標，除非你自己找到它，我對那一類的人具有近 乎偏執的恐懼感。 對於這些事我非常地落伍。我知道現在大家很流行到處去找心理治療師，參加 各種團體或個人的心理治療活動，尋求心理醫師的援助。我認識很多人都在這麼做， 我覺得這很可怕。我對那些治療師近乎偏執的恐懼，就跟我對政客、傳教士和老師的 恐懼一模一樣。 我害怕這些指你走上正途、這些「知情」的人士。因為老實講－－我 對此真的深信不疑－－沒有任何人真正知道任何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非常不幸， 這些人物的行動通常都以悲劇收場－－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是史達林主義之流。 我深信史達林與希特勒都十分清楚他們在做些什麼，他們清楚得很，那就是實情！那 就是狂熱主義！那就是覺得自己知情的結果！下一刻，軍靴就出現了。那些事件的結 局永遠都一樣！ 我的態度是：即是有不公正的事件發生，有人表現得很惡劣；以我的觀點來看 ，我必須試著去了解那個人。無論他們是好是壞，你必須試著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這個方法和對抗一樣有用。 如果我看到某人的動機是為了他們內心所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比方說，政 治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為了追求生活上的舒適，那麼即使他們站在相對的立場上 ，也會得到我某種程度的尊敬，不過這種尊敬當然有限度。我不可能去尊敬一個認為 應該把別人眼睛通通剜掉、把敵人的喉嚨全割斷的人。 在戒嚴法實施期間，我領悟到政治其實並不是這麼重要。當然，從某個角度來 看，政治決定我們的角色，准許我們做某些事，或不准我們做某些事。但是政治並不 能解決最重要的人性問題。它沒有資格干預或解答任何一項攸關我們最基本的人性或 人道問題。其實，無論你住在共產國家或是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旦碰到像是「 生命意義為何？」「為什麼我們早晨要起床？」這類的問題，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 案。 長久以來，我只知道在物質世界，那個你可以觸摸，可以在店裏買到的世界之外，生 命裏還有別的東西存在。 我想，無論你住在哪裏，一般來說，每個人都很孤單。我經常目睹這種情況，因為我 在國外工作，和許多國家的年輕人都有接觸：德國、瑞士、芬蘭和其他許多國家。我 看到人們最大的困擾，以及使他們自欺最主要的原因——因為他們都不願意承認—— 就是孤寂。 事實是，他們沒有可以談論重要話題的對象。事實是，因為現代生活愈來 愈舒適，反而抹殺了許多過去對我們十分重要的事：交談、寫信，與另外一個人作真 正的接觸。每件事都變得太過虛浮。我們不再寫信，改用電話代替。我們不再旅行， 以前這本來是非常浪漫、極富冒險性的活動，現在卻淪落成到機場去買一張機票，飛 到另一個看起來大同小異的機場去罷了。 我還有一個愈來愈強烈的印象：雖然人們都寂寞，其弔詭卻是大部分的人都想發財， 以便享受遠離他人、獨自一人的奢侈生活。他們想住在一個遠離人群的大房子裏，去 那些大得沒有人會坐在他們旁邊、聽得到他們談話內容的餐廳用餐。同時，人們又極 端怕孤寂。當我問：「你真正怕的是什麼？」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是：「我怕一個人！ 」當然，也有人會回答他們怕死，可以大部分的人現在都會說：「我怕寂寞！我怕一 個人！」可是每個人又都渴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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