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時間

 

 

作者:陳韻琳

  江南小鎮一定會給人的聯想,就是西湖。

  


  我經常思索,何以中國音樂中,多有江、湖之聲,卻獨缺海濤之聲;而西方音樂,海經常成為音樂的主題?你能舉出多少首跟海有關的古典樂?

  我認為關鍵在於海的波濤,是不能逍遙隱逸,必須奮鬥求生的;這種悲劇英雄之感,是西方文化的母題之一,卻是中國文化亟需超越的性情;因為在中國文化中的奮鬥者,最終總是流露著哀音,一如西湖邊上那尊雷峰塔,悼念著奮鬥不成、被壓在雷峰塔下,終成永恆哀音的白娘娘。

  而江與湖,總是平穩的多,細緻的多,淡然的多,更何況江與湖邊,多半環山,山、月、江、湖、漁翁,總成了一個文化叢結,讓人想到逍遙與隱逸。所以會有「流水」「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夕陽蕭鼓」「魚舟唱晚」「醉魚唱晚」「平沙落雁」....這些名曲。

  但有一首非常特別的曲子,一樣寫湖,卻不像隱逸逍遙之聲,那就是「平湖秋月」。「平湖秋月」是專為描寫西湖的。作曲者呂文成久居江南,作此曲時,選用了江南民間絲竹樂的某些音調,於是比之其他跟江湖有關的國樂,多了柔婉之感。或者是因為調性採自民間,「平湖秋月」儘管頌景,卻充滿呢喃人聲,聽這首音樂,就像是已經見著了穿古服、腋邊插著一條絲巾的江南秀麗,感覺非常的特別。

  走到西湖,也感覺它不宜退隱,更不逍遙。來往遊湖者眾,人聲雜沓,跟西湖有關的典故也實在太多。它的盛名使它不夠樸實、不夠平民、不夠尋常,蘇堤、白堤與垂柳,為它畫了妝,比之江南小鎮,太濃豔了。

  江、湖、山、月,構成逍遙退隱的音樂與書畫。

  但當我進到竹林中,心靈深處的逍遙退隱情感,更是被掀了出來。松竹梅,一如江湖山月,早植根進華人深層文化之中,它就在我心靈某處,一找到機會就探頭。



竹 林
 

  看到寫實主義畫家庫爾貝所畫的森林,總覺得在林蔭深處,該蹦出一個人頭羊身的小精靈。

  但當我置身竹林,想像著竹林盡頭該遇見什麼事物?想半天,還是覺得該是楊過和小龍女向我走來。

 

「蘭亭」中的竹林



  竹,已經成為隱逸文化的深層結構,渾然不覺,卻無所不在。

  國畫中充滿著「竹」的意境,它意味有氣節、遇亂寧隱、不事二君的文人。因此元朝清朝,國畫中總是特別多的竹。

  趙孟頫其實對中國繪畫史非常的有貢獻,但他去元朝當官了,於是他畫的竹被當時代文人非議,沒有氣節怎麼可能畫得好竹呢?



  徐渭是另一個叫人爭議的例子。先看他畫的竹吧。

  

  你喜歡徐渭的竹嗎?我喜歡。他被人爭議,是因為國畫不拘是山水或梅竹,講究的是寧靜致遠、無欲無求、隱逸逍遙。文如其人、畫亦如其人,徐渭這樣的狂放失序混亂誇張的竹,不意味徐渭沒有平靜的心,也就不夠翩翩文人了?正是這樣的。因為徐渭後來殺了妻子,瘋了。文人會評論他:性情太過不夠超然。

  有人將徐渭稱為中國最早的表現主義。我們把表現主義大師梵谷和徐渭作一下繪畫的比較:筆法是挺像的。梵谷後來也瘋了,他沒殺妻,但他自殺。但徐渭僅此一例,其他畫家並不恭維他,直到五四以後,才再出現表現主義。而梵谷,開創了二十世紀的藝術方向。

  會有這種差別,是因為西方不會因為梵谷瘋了就質疑其人品與人格與繪畫風格,西方並不排斥氾濫的情感,甚至積極主動迎向它,但中國會,「情會移性」,因此不能大恨大愛,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外露不外顯,甚至否認它的存在,若能修練到它真的不存在更好,讓自己不拘是大風大浪、詆毀污衊,都能毫不心動,微笑置之。

  紅樓夢中,寶釵就是個修練到毫不動心的人,她說:「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雜書,其實指的是諸如西湘記這些談論情感的書。故曹雪芹用「冷」「無情也動人」來形容寶釵。可黛玉就不是了,她是大愛大恨之人。

  黛玉的悲劇,一部份是她自己的決定,她選擇了要違反社會文化的,毫不避諱的表現出大愛大恨,以致於賈府成人世界漸漸更中意了寶釵。但黛玉另一部份悲劇是社會文化造成的,因為那最超然的修行,是需要透過否認、壓抑真情至性而得的。

  我喜歡徐渭的竹,這意味我內心的衝突與矛盾,難不成我要用大愛大恨之心去退隱逍遙?若真重視修為的人,一定視我境界不夠。但我就是愛著我心中能有這份情這份愛,情愛成為生命中不能承受、卻選擇承受的「重」,故此我需要能對話、能陪我承擔的上帝。

 



時 間
 

  在紹興,從「蘭亭」到「魯迅」故居,車程半小時,時光悠悠一晃一千七百年。

  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時,正當著官,詩書琴畫為仕宦文人的雅興。

  這是一種勁較筆法的方式,最德高望重的人坐在中間,旁邊四方迴廊中,安放桌椅筆墨,居中這位德高望重的人負責開筆,然後大家各自書寫,最後較勁筆墨詩詞。這場景,讓我想到紅樓夢中榮昇貴妃的元春回賈府省親,要寶玉和其他姊妹們為大觀園提詩,較勁詩詞筆墨,場景大約就是如此。

  但我挺不喜歡這場地,肅穆森嚴,直叫人沒了靈氣。

  

  以下這場景較好。

  王羲之鑿了個像「之」型的池子,將酒杯盛了酒,逐水漂流,大家順池邊或躺或作,誰人面前有杯子擱淺停住不再飄,便書法詩詞。

  

  我想像著,若換做現在,便是酒杯在音響室裡傳著,音樂停時,酒杯在誰手上,誰便負責下一個音樂曲目,大家輪流作DJ。

  沈浸藝術,沒有酒,好像就是少了些什麼。


  我看後人想像中繪製出來的蘭亭文人雅集,除了四十來個文人,再就是女子的陪伴。這些女子當然不可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夫人小姐,想必是官場名妓,詩書琴畫也多少涉獵,是有些才情的。她們比官家小姐多了太多世面經歷,卻永遠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再有才情,還是被輕賤。

  再到魯迅故居,一進大堂,便覺得八股的窒悶,家,應當是溫暖的、幽默玩笑的、放縱隨興的,但大堂中的平正四方木頭桌椅,看著就知道不可能。每看到這麼大的椅子,總疑惑怎麼老人家可以這樣坐著挺直腰桿一整天?我在客廳沙發上看電影,總是躺得東倒西歪。

  再看到小姐閨房更是快要窒息。閨房裡沒有書架沒有書桌沒有書,就一張大床和一個置放衣服的小櫃,以及梳妝的鏡台小椅。我想像著那種生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來訪男性只有從小一齊玩長大的表哥,不教識字讀書,就算教會,大約也只能讀烈女傳之類,每天大部分時間就是作針線。休閒時間能怎麼打發?只剩背後閒話,東廂長西廂短的八卦。

  想想這種婚姻吧,女人在家中,只剩婆媳妯娌,世界這麼的封閉狹隘,要不發生女人與女人的戰爭、要不背後閒話東廂長西廂短的,也難!

  魯迅參與的五四文化運動,其中一個訴求就是爭取男女平等。但直到四零年代上海的張愛玲,她筆下的世界,女人還是這麼的可憐,是被丈夫遺棄在家中守活寡的白玫瑰。

  幸好魯迅和張愛玲的時代都距我遙遠了。我不需在名妓和官家小姐中二選一,平凡一介平民婦女,頭頂上是好大一片天。老公陪伴固然甜蜜,但老公忙起來常不在家,我也自有我獨處的快樂。

  思想改革固然起始於政治運動的興風作浪,但真能造成文化深層的改變,還是得靠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我曾因此視時間為神聖,但蘭亭碑之斷裂,使我在「神聖時間」概念上,對自己以往觀念有所推翻。歷史文化中的時間,就算千年萬年,真的有這麼偉大嗎?歷史文化,是見證心靈的超越,還是愚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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