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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簡介哈伯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及形成背景。
作者的話：
1. 本文摘自於「清華哲學年鑑2000」，p.201∼p.210。本書購於高雄「若水堂書局」。
2. 原作者艾四林，1965年生，湖北人，哲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大陸）哲學系副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當代西方社會政治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
3. 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法蘭克福學派後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出生於德國，1961年即膺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暨社會學的教授，1965年以「認識與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為題發表接受法蘭克福大學的就職演說，揭櫫他的知識理論的主張。哈伯馬斯是擁護民主制度與法律秩序，對當時學生運動抱著同情、支持的態度，但和激進學生發生論戰，而於1971年離開法蘭克福大學，退隱到史坦堡的普朗克研究所潛心於研究工作。
4. 「交往（或譯「溝通」）行動理論」是哈伯馬斯致力最深，也是影響最大的研究，基本概念請參考附錄：「溝通行動理論」。
5. 一般討論哈伯馬斯「溝通行動理論」的文章，多是在哈伯馬斯內談哈伯馬斯，類似讀書報告；本文則是站在哈伯馬斯之外，從歷史的觀點分析交往合理性概念的形成背景。
6. 「哈伯馬斯所塑造出來的批判理論和溝通理論，是當代社會、政治和哲學理論的重大主流；況且，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之中，我們正視他的思想，對於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種種問題，有莫大的助益。」（天主教謝慧能修士「哈伯馬斯溝通行動理論之研究與應用」）哈伯馬斯的思想對當代社會、政治、哲學乃至神學都有重大的影響，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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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主義的發展與危機
1. 從笛卡兒開始的近代哲學，基本精神為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有兩個基本信念：
(1) 理性觀念：相信世上有普遍、客觀的理性判準存在
(2) 進步觀念：相信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理性觀念將日趨成熟，追求的烏托邦社會理想。
2. 西方理性主義至黑格爾達到頂點，理性成了絕對精神。黑格爾高揚絕對理性，實際上已將理性置於被罷黜的境地。
3. 十九世紀中期後，「理性」開始出現危機，「進步」也成了懷疑的對象，人們對啟蒙思想家所持有的理性主義兩個基本信念發生嚴重的動搖。主要原因在這幾方面：
(1) 心理學發展，強調人類心理的潛意識與非理性成分。
(2) 人類學發展，逐漸傾向承認文化模式與認識系統的相對主義。
(3) 各個價值領域不斷分化、獨立化，各自擁有其價值標準，進而產生價值衝突。
(4)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發生多次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多少生靈塗炭，粉碎了人類社會將不斷進步的神話。
(5) 科技進步固然是理性力量的體現，但也帶來人與人，人與自然異化的結果，科技進步呈現的不盡然是美好的一面。
一、理性主義在現代所受的批判與出路
1. 黑格爾之後，在理論上，人們對「理性觀念」作了徹底的批判，大都投向非理性、反理性和相對主義：
(1) 理性不再被視為世界和人的中心，不再是人類主體的核心和本質，相反的，情感、意志、欲望、潛意識等先前「非理性」的東西紛紛登上哲學的中心，成為研究的對象。
(2) 理性相對主義盛行，客觀理性已一去不復返，理性只是相對概念。
2. 在實踐上，經由對西方理性社會的批判、反省，人們對「進步觀念」產生懷疑，最終拋棄了烏托邦理想，走向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對此，韋伯和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如霍克海默、阿多諾等解釋為「工具理性」的盲目發展及人無止境的物欲擴張，導致人類精神生活的貧乏和道德感的失落，由此產生科技統治的非人化傾向，人在科技中創造的東西反過來控制人，人異化了。而西方思想家對人類能否從異化中解脫出來多半抱持悲觀的態度，後現代學者更將「進步觀念」斥為「現代主義的無稽之談」。
3. 理性主義在現代還有出路嗎？這是哈伯馬斯所思考的問題，而他從「語言學轉向」看到走出理性困境的出路。所謂「語言學轉向」，是指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哲學從認識論到語言哲學的轉變，標誌著哲學主題的轉向和研究方式的變革。現代西方哲學不再像傳統那樣從主客體關係出發，而是透過意義辨別和語言分析來解決問題。哈伯馬斯認為要重振理性權威，就必須跳出傳統認識論即意識哲學的窠臼，著重分析語言和道德、社會的關係。因此哈伯馬斯提出：「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拯救一個懷疑主義，但非悲觀主義的理性概念」。
二、交往合理性概念
1. 交往合理性的特性
(1) 語言性→非意識性
(2) 互主體性→非單獨主體性
(3) 程序性→非實質性
(4) 開放、暫時、可誤性→非絕對性
2. 交往行為的三個有效性要求：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此三者體現一種關連，稱為「合理性」。（按：原著還包括第四個有效性要求：可理解性）
3. 哈伯馬斯認為，交往合理性存在於歷史，也表現在現實中，道德、民主、法治都是交往合理性。
4. 傳統意識哲學：「認識」是孤獨主體對客體的認識
交往行動理論：「認識」來自諸主體對等的交往過程，且離不開語言溝通。
三、交往合理性引出的結論
1. 傳統理性崩潰不等於理性終結：哈伯馬斯認為傳統理性並非理性的惟一形式，他所發展的交往合理性可為失落的理性提供新的契機。
2. 科技理性內在矛盾不等於拒絕科技：哈伯馬斯認為科技帶來的問題根源並非科技理性本身，而是工具理性的過分膨脹，因此應該平衡工具理性和交往合理性，而不是全盤否定科技理性及拒絕現代科技。
3. 現代社會危機不等於理想衰竭：哈伯馬斯承認現代理性社會的異化危機，但他反對悲觀主義，堅信異化的解放、人性的全面贖回是永遠不能放棄的使命和希望。他並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徵就是在威脅自身、產生病態的過程中，展現其反省、發展、進步的潛力。工具理性統治並不像韋伯所認為的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能夠以交往合理性治癒的一種偶然影響。
4. 交往合理性不可迴避的難題：
(1) 哈伯馬斯雖然試圖透過交往合理性這一概念重建理性，但他仍缺少一個批判地評判社會的標準，並未真正的建立起理性概念。
(2) 哈伯馬斯完全否認自我意識，卻又走入另一極端，使交往合理性陷入以語言為哲學惟一範式的絕對主義中。
附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節自「淺談哈伯馬斯批判理論」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王佩君
一九七○年代，哈氏開始發展他的溝通理論。這是將前一期從認識論進路所架設、鋪陳的批判理論基礎進一步加以拓深。希望從溝通行動的內在結構發展出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 (黃瑞祺，1996) 。哈氏所提出三種認知興趣，最後是由解放興趣來達成超越，並由它來指引其它兩種認知興趣走向人類更自由、負責及理性的社會。而在溝通理論中，哈氏從人類說話的行為中推衍出解放的興趣和願望，並證明解放的興趣係根植於人類溝通行動之中，絕不是哲學家任意設定的，也就是透過人類溝通行動或能力的普遍性來確立批判的規範基礎。因為人類具有運用「語用」規則的能力，所以這個世界是語言的世界，也是充滿著解釋與被解釋的意義世界。
1.溝通能力
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企圖重建人類的溝通能力。在溝通過程中，除了一般所說的「文法規則」外，還有涉及語句之使用的預設與規則，此簡稱「語用規則」。前者決定語句合不合文法，後者則決定在某一溝通情境中，使用某一語句適不適當或得不得體。
2.言辭行動的結構
據哈氏的理論，語言溝通的基本單位並不是語句，而是將語句應用於特定的溝通情境，亦即「言辭行動」（speech act）。標準的、完整的言辭行動包括：
(1)意思要素(illocutionary component)：
此要素的功用在顯示說話者說某一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在言辭行動
中，意思要素同時在「建立」以及「反映」某種人際關係。
(2)命題要素(propositional component)：
此是說話者所說的或所傳達的內容。
言辭行動的雙重結構使溝通雙方必須同時在「互為主體的層次」及「命題內容的層次」上獲取了解與同意，言辭行動才能成功。
3.言辭行動的有效性聲稱(validity claim)
哈伯馬斯認為任何言辭行動都預設了四項有效性聲稱 (validity claim)：
(1)正當聲稱（rightnedd claim）：言詞行動是正當得體的。
(2)真理聲稱（truth claim）：命題內容是真實的。
(3)真誠聲稱（truthfulness claim）：說話者命題意向是真誠的。
(4)可理解聲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言辭意義是可以理解的。
在溝通的過程中，溝通雙方必然會互相提出這四項有效性聲稱，而且必須互相承認對方所提出的有效性聲稱，溝通互動才能夠順利進行。哈氏非常重視溝通行動，認為這是最基本的行動，他常說：溝通行動係取向於了解與達成共識，主要就是針對四項有效性聲稱的提出與承認而言。
4.溝通行動與理性討論(discourse)
溝通行動與理性討論雖是兩種不同的溝通形式，卻不是互相獨立漠不相關的。在溝通行動時，對話者必須先預設四項有效性條件並與以承認，因而能指向另一種溝通形式──理性討論。在理性討論中，藉著反覆的論證達成一致的意見〈共識〉，又回到正常的溝通脈絡。因此在理性溝通中，溝通行動與理性討論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辯證的交替。
5.真理的共識理論(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
理性討論的目標是指向共識的達成，以決定接受或拒斥某一斷言的真理聲稱。理性討論所包括的一些論證(arguments)與反論證(counter arguments)，以支持或駁斥某一言辭行動的真理聲稱。而論證則無所謂真、假，只能說有道理與否、有無說服力，或愷切與否。
在一個溝通行動中，所謂「達到理解」(reaching understanding)是指至少有兩個說話或行動主體，以相同方式理解同一表達內在思考的行動，即當一個聽者接受某一言談行動，就表示在二個說話或行動主體間，已經有了「共識」產生。哈氏認為由批判所形成的客觀知識，要從言辭行動的要件和理性辯論之間的關聯來看，其目的在於「共識」的形成，也就是指對於某些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要件。而哈氏也提出，此共識並不是一靜止的理念結構，而要以反省和批判的態度不斷的修正與辯論，使它成為了解「社會真相」的一股泉源。哈氏依據溝通行動中，達成共識的情形，分為以下幾個層次：（吳坤銓，1997）
(1)規範一致性：說話者在規範情境下表現一種適切的言談行動，以便建立一個互為主體的合法性關係。
(2)共享命題知識：說話者進行真實的陳述，使聽者能夠接受及分享說者的知識。
(3)主體真誠互信：說話者真誠地表達他的信念、意圖、感覺和期望等，以博取聽者的信任。
(4)意義可理解性：說話者在溝通行動中，選擇可理解的語言表達方式，以便和聽者在某事上達到「共識」，且讓自己能被人所了解。
真理的問題是一個互為主體的問題，必須以理性討論來解決，以期獲得共識。哈伯馬斯說：「真理即意味著達到一種『合理之共識』的希望」，又說：「『合理之共識』是真理的判斷基準。」實際上要達成共識，必須在「理想的言辭情境」下才是合理的共識或真正的共識。(黃瑞祺，1996)
6.理想的言辭情境
哈伯馬斯「理想的言辭情境」蘊含著一種理想的生活形式，理想的生活形式是使「自主」與「負責」能夠充分體現的生活形式，這是人類解放興趣所企求的一種生活形式。「理想之言辭情境」是人們進入理性討論之際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假定，也是合理之共識或真正共識的判準。哈氏「理想的言談情境」包括四種內涵：
(1)在理性論辯的過程中，所有潛在的參與者都有相等的機會，從事溝通的言談
情境。
(2)理性討論的參與者都必須具有相等的機會，使用陳述性的言談行動，以便進
行解釋、說明、質疑、反駁與辯解，沒有任何先前的概念，可免於被檢討和
批評。
(3)理性討論的參與者都必須有相等的機會，使用表意性的言談行動，自由表達
自己的態度、意向及情緒，以便參與者能互相了解。
(4)理性討論的參與者都必須有相等的機會，使用規約性的言談性動，如命令、
反對、允許、禁止等，以便排除只對單方面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即排除特權。
綜上所言，溝通行動是導向社會主體相互理解的行動，而且是以達到意見一致為目標，此種達成共識的理解，是以理性為基礎。理解的行為是語言行為，理解的過程是交談、對話的言語過程。哈伯馬斯從溝通行動中尋找到一個實踐性的假設(practical hypothesis)，此假設正是社會批判理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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