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常見主題

西方價值系統的反映

讀文學作品可以有很多角度。
我們可以從文學作品中讀自己，認同作品呈現出來的心境，人物，性格，發生事件，與作品中人物走的入故事結局，來反省自身整理未來。
我們也可以從文學作品中讀作者，在對比作者的生平與思想中，理解作者是透過這文學作品，表達出怎樣的生命觀與價值體系，或者企圖控訴，或者企圖談論些什麼？從而多少獲知作者內在的精神世界。
我們還可以從文學作品中讀時代，從單一作品中瞭解作者身處的時代，解讀時代中的最好與最壞，因此更可以瞭解在這種時代中，作品中的人物所面對的掙扎，其卑劣與其高尚。
還有一種，就是透過解讀多本作品，來分析這多本作品的共通性，因而整理出一種共通的，超越時代的，屬於永恆人性的掙扎，與終極的渴望。當然這種共通性，也絕對超越僅僅表達作者自己，僅僅表達自己國家的處境，或僅僅體貼少數讀者的有限範疇，涉及某種經過歲月累積下來的文化內在精神，甚至是一種宗教情懷。
在解讀西方文學作品，至少是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我們會發現文學作品中呈現的這上述第四種，也就是某種屬於西方文化的內在精神，有如下這些主題，是很多作者一而再再而三以各種不同形式，不同的敘事手法，不同的情節，重複強調的。而這些主題，幾乎跟西方主要的宗教情懷──基督教（採廣義解，包含天主教，英國國教，東正教等）精神有其共通的思考模式。

人性與罪
西方的文學作品中，有非常大量的作品是在描述罪與罪的後果的承擔。很有意思的是，談及罪的作品，往往含帶有「獲救贖的盼望」這重要訊息。
譬如相當早期的作品霍桑的「紅字」，對於罪，恨與渴望救贖的處理相當的有深度。還有雨果的「悲慘世界」，托馬斯曼的「墮落」，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司湯達爾的「紅與黑」，威廉高汀「蒼蠅王」，盧騷「盧騷懺悔錄」，彌爾敦的「失樂園」，都是非常近似的主題。
甚至深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俄國作家，如杜斯托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也一樣很典型的探討人面對犯罪的無力，並內心深處的罪咎，需要救贖的渴望。這些作品絕大部份都處理成人世界。至於威廉高汀的「蒼蠅王」，則是處理孩童的世界，裸裎在這世上最無邪者的心靈中，一旦遇到某些特殊狀況──在一荒島求生過程中──一樣的在心靈世界不知那個黑暗的角落裡，冒生出邪惡的本質。
這「人性與罪」的主題，很顯然的，是跟西方文化隱含近兩千年的宗教情懷絕對有關。因為罪與救贖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主題。正因為罪與罪的後果，促使上帝展開祂救贖的工作。所以罪與救贖，幾乎是互相依附的。因此文學作品表達「罪」時，也都涵蓋「救贖渴望」的主題。

母性與溫柔的救贖
在處理罪與救贖時，很有趣的是，多半的作家會將救贖與「母性」或「溫柔」做類比。例如「罪與罰」中，那個深受罪責痛苦不堪的主角，是透過一個心靈純潔，但不得不作妓女的悲慘女性所接納。杜斯托也夫斯基也用「白癡」這部作品中善良寬容信任尊重人的癲癇患者，來襯托溫柔的救贖拯救的主題。「紅字」一樣是透過母性溫柔的忍耐，救贖了犯錯的神父。狄更斯「雙城記」中的生病的父親，是敢於走出創傷饒恕仇敵，使仇敵獲新生的溫柔勇者。這種表達救贖的角度，無疑是受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僕人基督的形象，和十字架的饒恕與愛所影響。

軟弱中的與上帝相遇
西方文學作品中，還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是軟弱中與上帝的相遇。像法利賽似的剛強的人，多半是自以為得上帝恩寵卻離上帝很遠，唯獨稅吏自知罪無可赦向上帝苦苦哀告，卻最接近上帝。這種對信仰的理解，使基督教文學作品，經常舖陳掙扎困境，為小說人物製造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讓他們在苦難，在自我形象的崩潰中，得以聆聽上帝的聲音。
「與上帝相遇」這樣的結局，無疑的是對聖經「約伯記」的深刻體會。因而「透過苦難以成就善」的信仰奧秘，就蔚出基督教文學作品的深度。這樣的例子，見諸「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的大哥米卡，在唯一的救贖盼望 ──女友幾近離棄他時，他絕望中做出深刻的禱詞：
「主阿！帶著我一切的不法行為接受我吧！但是不要審判我。不加審判，就放過我吧！因為我自己審判了我自己。不要審判我，因為我愛你。主阿！我自身是卑鄙的，但是我愛你。你可以把我送進地獄，在那裡我也會愛你。我將從那裡呼喊，說我是永恆的愛你..... 」
這類似的心境，也出現於「紅與黑」中犯罪後的男主角。天主教作家葛林也經常陳述這類主題，其代表作品是「權力與榮耀」，男主角唯有從步步高升的宗教權柄渴望中墮落成卑微需人憐憫的逃難者，唯有在逃難過程中無法自持的軟弱犯罪，他才真正懂得了上帝對大地子民的憐愛，他才貼近了苦難的胸膛。
最有趣的是非西方系統，但深受基督教信仰浸濡的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沈默」。故事中的耶穌會士原本立足於自我架構的偉人天台上，卻於有朝一日墮落成軟弱無助的平凡人，他自詡的強者形象崩潰了，他由天國墮入地獄，成為叛教者，他必須謙卑的領受基督的寬恕與恩典，就在這時，上帝打破了沈默。這故事大綱一樣與「軟弱中與上帝相遇」的主題密切相關。

理性與罪
還有一個文學中重要的主題，就是對文明發展的不安。
知識理性帶來人類文明發展的可能，卻也使墮落邪惡與人類歷史共生，因此「自由意志」與「罪」，「自然」與「發展」，「愛」與「文明」，「人道」與「科學」，「善」與「惡」的非邏輯性的矛盾衝突，就成為西方文學中的永恆主題。
這樣的主題，出現於狄更斯的「雙城記」，在法國大革命這即將推出民主時代的重要契機，卻隱含仇恨報復的種子，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卡夫卡的小說「蛻變」，是控訴資本主義畸形發展下人的孤獨，苦悶，恐懼，自咎。卡謬的「異鄉人」，表達疏離異化下，人在世界猶如異鄉人。還有作家企圖透過文學作品表達文明發展到最後，人類世界完全驅逐掉對神的渴望，因而在無神世界中度著荒謬的人生，這種荒謬感，出現於貝克特的「等待果陀」，也出現於索爾貝婁的荒謬無聊的文學世界裡。
這類主題的表達，基本上都是探討理性文明進化帶給人的不幸，是屬於「欲善卻成惡」的超個人種族屬全世界性的悲劇。也是探討人類知識理性有限性所導致的邪惡。這觀點一樣出自基督教信仰中的「人類摘取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想求知識理性，卻因此與上帝遠離。」主題。

天人交戰與順服
這是不屈服於命運，向上帝心有不甘的交戰，是類似聖經中雅各與神摔跤的經驗，並被逼向亞伯拉罕獻祭的窘迫裡，一直要到獻上最愛的，才得經歷上帝主權與愛的奧秘。這類的主題，就譬如澳洲作家馬佳露「刺鳥」一書所描述的，女主角這一生都在向上帝爭奪自己的最愛，直到順服於穹蒼下的奧秘，風浪中的人生才趨於平靜。這類主題的小說，小說主人翁的性格刻化都十分的突出而鮮明，因為是與一位格上帝的交戰，與泛神論的或佛教的文學作品，最是風格迥異。此外，歌德的「浮士德」，描述主角在人世浮沈中，一再透過出賣靈魂冀取對知識對愛情對權力的渴望，並在其中幻滅，可以說是以譬喻手法陳述「罪」的陷阱，也可以說是人不甘於臣服神，想透過別種手段得到他所認為的永恆的真實描述，這一樣是「天人交戰」。

探討公義與愛
這主題是由對上帝公義與愛的屬性的瞭解，得到小說題材的靈感，譬如說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就是探討人對公義的難以平衡，走過頭便釀成悲劇。「雙城記」裡恨，報復與饒恕仇敵的強烈對比，一樣是鋪陳公義與愛的主題。
不過，在 80 年代以後，文學風潮很明顯的趨向對弱勢團體──包括女性，被歧視的種族，或同性戀的關注。還有就是因著對種族設限的開放，出現了對異族情調的濃厚興趣，因而屬南美似的或東方似的宗教情懷大量介紹引入西方文學世界，最明顯的就是所謂的「魔幻寫實」的文學風潮。
此外，因受後結構風的吹襲，文學主體由作品本身另有所指，走向作品本身就是目的，又再走向作品向讀者開放讓讀者參與，也就是說，文學開始重視作者跟讀者間的互動，讀者的理解過程與詮釋，並容許讀者解構作者的創作。這就使作者或讀者不再願意信任文學作品中可以呈現出來的價值體系或宗教情懷。關於這樣的文學觀念的改變，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就是伊塔羅. 卡安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這種風潮，會不會被時代風潮再度衝擊改變，它對作者與讀者到底是幸還是不幸？還有待歲月的自我說明。

台灣小說中的基督教信仰
最後我稍微談一下台灣文學作品中的的基督教信仰的呈現。
台灣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作家，也處理信仰主題。
而極有趣的是，不管是張系國的「皮牧師正傳」，朱西寧的「畫夢記」，七等生的小說，或陳映真的「萬商帝君」，都透過小說陳述一個主題：真正的信仰內涵跟教會中所呈現出來的信仰，有非常大的差距。因而這些作家透過文學作品，想剝除教條和假象，直指信仰的核心。這種透過呈現暗斥「教條主義」的文學作品，比例大的令人稱奇。
會不約而同的都將作品指向這一主題，很可能是因為「教條」本就是中國文化最容易出現的困境，而深受文化影響的教會領袖與信徒，在早期信仰傳入時，尚無足夠時間分離文化中的「教條傾向」，與信仰中的「教義深層內涵」。當基督教信仰尚未深入信徒的生活價值體系的精神核心，就會單單靠聚會證明自己的信仰，或以律法教條來證明自己的虔誠，因而信仰不是呈現饒恕寬愛接納，反而呈現單單斥責罪，嚴厲劃清界限的結果。
台灣涉及基督教情懷的文學作品，未來是否能擺脫「教條的痛恨」的型態，絕對與所有信仰者對信仰深層內涵的體會是否有進步大大相關，所以往後的處理基督教情懷的文學作品，一樣會繼續指出基督教信仰在台灣的真實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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