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與入世
──中台禪寺事件的文化省思
中台禪寺事件梗概： 位於埔里的中台禪寺，在一次夏令營後，竟有四十多位大學女生集體剃渡出 家，事先家人並不知情，後因孩子失蹤不歸赴禪寺尋找，方才爆發出來。是台灣 1996 年宗教界重大新聞事件之一。發生於 1996.9 月間。這一陣子在台灣，中台禪社爆發出來的數十位大學生集體出家事件，引發社 會輿論界譁然的爭議。 各種批判的聲音， 也漸漸浮現出如下幾個對立矛盾：1. 親情倫理與個人抉擇自由的矛盾。2. 入世與出世的矛盾。3. 宗教信仰之屬「生 命的全部」或「生命的一部份」之矛盾。4. 佛教教理與信仰實踐的矛盾。5. 其 他宗教批判此事之「呈現出自身的窘迫」矛盾。
這些矛盾若總整理歸納起來，還是可以據以分析出，截至目前，儘管台灣已 邁向民主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卻仍是「倫理治世」的內涵。
倫理治世文化倒底夠不夠周延？是否需被挑戰被更新呢？這是本文企圖處理 的課題。
華人文化中的「倫理治世」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句子來說明華人世界的「倫理治世」，那就是：非常的重 視「秩序意識」，每一個人的角色隸屬並與他人互動，都是一種「秩序的存在」 ，這秩序小至家庭，中至家族，大可至國家統治，而且這秩序專門針對「人」的 世界。因著華人文化中「內聖外王」的連帶關係，會導致談華人世界的倫理，是 不可能脫離政治單獨談論的。倫理與政治，是一體的兩面。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其最後的自我呈現，就是在「齊家與治國」，這齊家治國，當然是用倫理作 標準的，任何違反君、父、長者的歧異意見，都被標示以「反」與「亂」──顯 示出修身不夠，既然內不聖，何以能外王？這種質疑，當然最終造成倫理秩序下 的一言堂環境。這種倫理關係，當「民主」觀念引進時，勢必要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民主 觀念的背後，是一連串如下的內涵：1. 與社會正義有關 2. 與人人平等有關 3. 與個人的獨特性被尊重有關 4. 與不可侵犯的自由有關 5. 與機會均等權利均等 ，多元化有關 6. 與憐恤有關。並且這些關連字詞，顯然是彼此互有衝突的，譬 如自由與對他人的妨害，社會正義與憐恤，平等與獨特性，在設計民主制度時， 都會成為衝突的焦點。所以大布列顛百科全書定義民主時，特別強調如下觀點：
『現代民主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紀歐洲的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其中特 別是神授法，自然法和習慣法.... 在西方，民主還包括「法治」。』所以關連字詞中還要加上一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項：7. 法治。
相當明顯的，這些內涵，是與華人文化中的「倫理治世」有激烈的內在衝突 的。因此民主化過程中，凡是跟華人文化深層結構近似的，就快速結合，凡是不 合的，就以「表裡不一」的現象，或觀念互衝找不到平衡點的方式呈現混亂。
當民主文化與倫理治世文化相遇
譬如說，自由觀念，華人接受速度一定很快，因為超穩定政治結構使知識份 子被壓迫的喘不過氣來，素來以逍遙的自由觀來「離軌運動道家與佛家的自由， 與民主自由結合，當然會造成台灣社會嚴重的「自由膨脹」。但民主觀念中與自由同為關連字詞的「尊重」呢，華人文化中的倫理只講「 下對上」的尊重，而不是「上對下」的尊重，所以某些屬於「下層」的弱勢，要 得到尊重會非常困難。因此就造成女性平權運動要走入「立法圈」內，或要解決 丈夫與父親的家庭暴力，甚至要解決男性沙文文化的言語暴力都阻力重重。教育 要促成「人本」理念，從推展觀念到實踐過程，也有很多表裡不一的阻力。政治 界或學術界，年輕人要起來，首要的阻力年資年齡，能力是次要的考慮...。 至 於政治主權，雖已從君主走向各類政府官員，仍無法做到真正的主權在民，官僚 情形仍很嚴重。
但這還不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最難的首在法治。
因為華人文化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這種以家族為核心的人治文化 ，一定會造成的結果，就是「圈內人」可以走後門，對圈外人則無比冷漠。做事 情，「關係建立」比按程序來速度一定快。圈內圈外，也無法用同等的正義態度 來面對。這種圈內圈外，過去以家族和地緣為主，現在則有將之投射到「意識型 態相同」的人上。「什麼是程序？」「按法規來」，對華人是非常陌生的觀念。 意識型態造成的政治激情，對選舉或社會政治事件的主導力量，遠遠大過了立法 與訂制度的需要。
宗教對倫理治世的企圖超越
要平衡這倫理治世為上的文化，就必須有另一超越倫理的標準。華人文化的歷史背景中，不是沒有企圖對抗倫理治世之成為唯一標準的機會 。當然，這些機會都與宗教本身具有的超越性有關。
我們先來看道教。
道教是華人文化中土生土長的宗教，其遠始背景是自然神，與「天」的「自 然」內涵的融合。道教產生於亂世，產生於普羅百姓間，它強調社會平權，其自 我合法化，就是透過神仙與靈異的顯靈，諸如符水治病祈福禳災等。但是到東晉 ，葛洪把道教轉折化，也就是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將道與儒結合， 促成官方道教，跟內修外王經學混合了，於是官方開始鎮壓民間道教。
在中國歷史上，起於民間的宗教團體或起義，少有善終。一因領袖與起事者 多不識字，難以智取，一為「學而優則仕」的觀點會造成知識份子以政治為唯一 的出路，倫理治世的政治觀下，「爭則亂」，「作亂者必無德」知識份子根本只 有被收編一途。
而道教本身，卻有「自我解構」的內涵。因為這宗教的本質是跟據「自然」 ，與曲解的老莊，傾向自由心證的自由神仙逍遙觀，亂世下若有魅力領導者還易 凝結，領袖一死或亂世結束，馬上各自為正不再統一了。
所以當葛洪將道教轉成官方宗教，便詮釋道教為「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 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甚至葛洪對民間反官 方道教信徒斥之為「召集奸黨，稱合逆亂，威傾邦君，聲凌有司，犯上作亂」， 應採嚴刑峻罰。
道教到了南宋王重陽──就是金庸據本的全真道，已經完全的儒釋道合一了 。全真派為出家道士，蓄髮鬚，頭頂挽髻，素食，重清修，講明心見性，養氣煉 丹，含恥忍辱，清心寡慾，視之為「真功」，傳道濟世則視之為「真行」。其實 是融合道教內丹，禪與儒家理學了。
再來看佛教。
佛教初始入主中國時，是相當傾向印度佛教教義的。它與政治完全的疏離， 其教義根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入世，完全獨立自主，所以其對立面根本不應是政 治，而是他種宗教。
在亂世時代的東晉，曾出現一則「沙門是否應向帝王禮敬」的爭議，這是記 載下來的第一次「政教之爭」，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沙門與君王誰更有權？（明 末清初，基督教傳教士一樣碰到類似的爭議。）慧遠的回答明顯表露涇渭分明的 二元世界觀：「佛教徒分出家與在家兩種，在家者需履踐臣子與親師之道，出家 人則斷一切世俗，與禮俗傳統背道而馳，對父母並無不孝，對君主並無不敬。」
也就是說，出家根本不需被倫理之治收編，但因與政治不涉，也不會危及君 王的統御大權。
既然這樣，為何還會有三武之禍？主因是財富問題。佛教興盛後，結集了民 間大量財富，致使政府可以動員的經濟力量大幅減少。但滅佛的理由，卻仍是儒 家最容易扣上的帽子，魏書中說：「政教不行，禮儀大壞。」韓愈論佛骨表則直 接從財富抨擊佛教。三武之禍再一次證明，即或不直接施壓政治，僅僅出於經濟 因素，政治一樣會徹底擊毀宗教，而與政治無涉但求自我修身與世無爭的出世教 義，也不可能出來制衡政治的無理。
經三武之禍，到宋朝，我們經由理學，一樣看見佛教與道教的同一結果：跟 上層知識份子結合，跟儒家思想結合，儒釋道合一。儒家思想變成超超穩定結構 。
能批判「秩序意識」的，必須有入世的教理內涵
為何道教與佛教最終都被收編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兩個宗教都不 講究入世。道教據以所本的（儘管是曲解的）道家內涵，是逍遙出世神仙的自由 心證，佛教教理講究無常，追求涅盤當以無我執為中心，這都會導致沒有另一種 超越倫理治世的堅持。當可能超越倫理治世的宗教都被收編以後，文化深層結構中就習慣性的不再 容讓非倫理治世的選擇，因此宗教勢必隸屬於倫理之下。也就是說，在華人世界 ，宗教必須「提供和支援秩序意識」，否則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所以一旦有人尋 求倫理治世之外的超越，並出現對之委身的宗教行動，不僅是讓人大惑不解，萬 一其委身觸碰到倫理政治的核心，更會是批判的首要目標。中台事件，不過是違 反「秩序意識」的倫理觀點其中之一件，輿論對此事的反抗，也不出倫理治世的 範疇。
基督教信仰對民主法治蘊含的潛質
再來我們就必須探討，台灣的民主先驅，就宗教助力來說，為何竟是基督教 了！就基督教而言，其信仰核心是上帝的救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愛與正義。所 有委身信仰的人，都需終生想辦法活出十字架的正義與愛來。但十字架並不僅是 一個歷史事件，還是一個上帝裂天而降的超歷史事件，因此十字架又具有「末世 盼望」的內涵，也就是說，現世一切在未到末世之前，都稱不上是完滿的狀態， 都仍具有可以批判的空間。而其批判的準則，還是回到對十字架正義與愛的詮釋 與理解。因此基督教信仰勢必具有極其強烈的「入世」教理。
對正義與愛，基督教信仰表達出來的是一個弔詭性的思想，那是一個可以不 斷重新理解重新豐富的義理。
譬如跟權力最有關係的弔詭性思想是：
「想要得權柄，就要捨己，權柄之愛，就是捨己之愛。」這義理當然可以重新豐富詮釋到末世，但顯然這倫理乃是個人秉持各自的信 仰深度而遵行的法則，當社會漸趨複雜以後，如何把十字架之正義與愛，變成一 種社會制度，就成為神學家與社會學家法律學者的難題。
基督教信仰對這樣的摸索過程，所能給的回應就是：
1.人人都有罪。制度必須採行制衡。走法治不走人治。2.先知秉持十字架原則，而有的不怕迫害的批判原則。
3.人人神前平等，因此訂立制度，盡量保障平等，才是正義與愛的實踐。
這些觀念顯然有助於推波助瀾民主運動的過程，因此公允的說，基督教信仰 的入世是民主法治的貢獻者之一。
基督教信仰中的批判精神
因著「內聖外王」導致的倫理與政治成為一體之兩面， 中國之君王既為政 治之首，又為宗教之首，成為天地人之樞紐，造成中國專制政權的必然結果。而遠在春秋戰國時期，基督教之前身猶太國家（註），就發展出一種三鼎制 衡的批判體制。它的方式是以信仰核心批判政治倫理，但其信仰體制中又出現先 知體制，用以批判信仰墮落成偽信仰。
按猶太歷史的記載，在從部落發展成立一正式國家之初，一樣有過政治之首 企圖也成為宗教之首的危機局面，但這舉族信仰上帝的國家，相信這個預備要接 手宗教領袖的君王掃羅，被一個從天而來的上帝干預阻止了。上帝將此舉斥之為 「僭妄」。從此，猶太國家宗教歸祭司，政治歸君王。
但分離君王與宗教祭司系統，並政教分離的同時，又出現了「先知系統」， 這先知系統，超越政治體系與宗教體系之外，成為一種批判的聲音，批判政治， 也批判宗教的表裡不一。儘管猶太史上的先知傳承，因其批判政治與宗教，而被 政治宗教聯合逼迫的，比比皆是，但先知批判系統一直存在。
耶穌出來傳教之初，猶太人以為耶穌的使命，應當是把猶太人的政治局勢重 新復興起來，作羅馬帝國之上的君王，結果耶穌第一件做的事，卻是批判猶太人 的宗教早已背乎上帝的公義慈愛與良善。而耶穌在世，也繼續確立政治歸政治宗 教歸宗教的政教分離政策，並先知的批判系統。耶穌的十字架事件，從表象來看 ，正是宗教界又一次的利用政治界進行宗教的迫害。
儘管如此，批判精神就這樣在基督教信仰核心中不斷傳承，在現世扮演重要 的角色。先知的批判，一直是維持著信仰核心的準則的：那就是釐清政治的不義 ，宗教的偽善，歸回現世不管在人心或在制度上應具有的正義與愛。
基督教批判精神的遭受壓迫
基督教有兩個看似勝利，其實卻給墮落大好機會的歷史事件。第一件：君士坦丁宣佈基督教為國教。
羅馬帝國開始之初，對其殖民地有嚴厲的軍事與政治的統管，當耶穌釘十字 架事件發生後，根據羅馬官方史家約瑟夫的記錄，基督徒竟然奇怪的復興起來， 他們堅決的說，耶穌十字架事件後，發生死後復活的事件，並據此相信，耶穌是 上帝成為人，承擔受難之苦以使人得贖得新生的明據。 因為當時的基督徒復興後，都很明顯的讓信仰對自己擁有委身的主權，所以 羅馬官方開始壓抑基督宗教迫害基督徒，根據官方記載，當時的基督徒成為娛樂 的工具─拿去餵獅子，百姓與行政首長都觀賞著囚徒被一塊塊慢慢的撕裂的過程 。
被迫害近 300 後，西元 313 年，基督教史改寫。原因是羅馬帝國皇帝君士 坦丁皈依基督教，並宣佈基督教為國教，規定全民普信基督教。從此結束基督教 被迫害史，也展開基督教史漸趨墮落的過程。
第二件：在長期的政權教權爭奪戰中，教權勝利，對政權有統管權。
這歷史事件的象徵作為， 發生在西元 751 年，教皇鮑尼法斯為法蘭克王丕 平加冕，這是教會史第二次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從此教權獨大，權力勢必產生 腐朽的人心，所有認為教會不合義理而出來勸諫的批判者，多半遭到「信仰異教 」的處置被燒死。
馬丁路德出來改教之所以成功，其實是政治勢力又大到可以與教權抗衡，所 以才會成功。當時歐洲長期的封建制度漸要結束，民族國家漸漸興起。因此，所 有支持改教的教會，都為生存依附某個國家君權，君王也盡量保有「打宗教令旗 行擴張地土之實」的權利。這是歐洲長期宗教戰爭的淵藪。
儘管依附政權造成宗教戰爭，給後世無限的疑惑，但馬丁路德改教，就其推 翻基督教信仰自身的偽善與不義，一樣是走先知批判，使信仰回到正義與愛的本 質的路線。馬丁路德揭露出「人人在神前平等，教會之首一樣是罪人，一樣有其 不義，因此人人都可以秉持先知精神，批判教會，批判社會的不義的信仰本質。 從此，基督教信仰才開始重返君王政治，祭司宗教，與批判先知「三角制衡 」的體系。
這就可以說明，為何民主國家最初的發生，都是在新教，而不是傳統天主教 的國家，就連美國，立國晚，民主建立，卻比很多歐洲國家還早而穩了。
對台灣的基督教界的把脈
信仰回應時代的過程中，不是沒有危機，最大的危機就是「世俗化」的危險 。世俗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為遷就對話，導致對信仰不夠周延，片面式的處理 ，並刻意迴避最難處理的諸如「永恆與現世的張力」「違反理性的二律背反」或 「苦難議題」等等，因此需要神學家持守信仰核心，不斷詮釋信仰核心的話語。 但基督教信仰中有一個派別，因著對信仰世俗化的恐懼，和以現代話語重新 詮釋信仰核心的困難，加上將「世界—教會」化約成「墮落—聖潔」的簡單信仰 二元觀，因而走上「基要主義」的路，他們抗拒對話，抗拒與變遷社會的接觸， 將一切對話與接觸的過程都視為墮落。因此信徒所有與非教會人的接觸，都只有 一個目的，就是傳福音，至於非教徒所有的生活興趣與關懷，則是盡量完全避免 涉入，視之為非神聖的。但很不幸的，這一派別卻是最早進入華人世界的派別，於是造成早期的華人 基督徒都「與世無爭」，活在自己的教會圈子內，甚至把批判社會的其他基督徒 的聲音，都斥為墮落。
除了早期倍受迫害的基督教長老會，其實有非常大比例的基督徒，並沒有發 出批判現世的精神。這對倫理治世一元化的華人文化，其實就是變相的「結構共 犯」。甚至因著這種信仰模式，造成長久以來欠缺以信仰中的公義原則，來批判 社會結構與政治的訓練，因此會把「認同某一政治黨派」等同於審視「信仰純正 與否」的觀念，或要求用「個人倫理」中的愛與寬恕，來壓抑弱勢受壓者的不平 之鳴，因而反倒變相的合理化社會結構的不義。這在早一輩基督徒中比比皆是。
按著信仰理解，這世界只要尚未面臨基督再來時的更新，就仍舊是有所欠缺 不完滿的，因此就仍舊會給批判精神留下空間。特別華人文化中長期以來的「倫 理治世」觀，尤其需要某種超越倫理之上的義與愛的執著，並據以批判現世，批 判民主制度，批判社會體質的不完善之處。
所有過去基要主義的困境，包括對信仰更豐富的理解，更新信仰話語以讓現 代人理解，都是這時代的基督徒不能再迴避的重責大任。
下一篇：從文學看價值系統的方法�
過招 陳韻琳‧蘇友瑞專欄 讀者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