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與入世──中台禪寺事件的文化省思

超越與入世
──中台禪寺事件的文化省思

中台禪寺事件梗概：位於埔里的中台禪寺，在一次夏令營後，竟有四十多位大學女生集體剃渡出家，事先家人並不知情，後因孩子失蹤不歸赴禪寺尋找，方才爆發出來。是台灣 1996 年宗教界重大新聞事件之一。發生於 1996.9 月間。

這一陣子在台灣，中台禪社爆發出來的數十位大學生集體出家事件，引發社會輿論界譁然的爭議。各種批判的聲音，也漸漸浮現出如下幾個對立矛盾：1. 親情倫理與個人抉擇自由的矛盾。2. 入世與出世的矛盾。3. 宗教信仰之屬「生命的全部」或「生命的一部份」之矛盾。4. 佛教教理與信仰實踐的矛盾。5. 其他宗教批判此事之「呈現出自身的窘迫」矛盾。
這些矛盾若總整理歸納起來，還是可以據以分析出，截至目前，儘管台灣已邁向民主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卻仍是「倫理治世」的內涵。
倫理治世文化倒底夠不夠周延？是否需被挑戰被更新呢？這是本文企圖處理的課題。

華人文化中的「倫理治世」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句子來說明華人世界的「倫理治世」，那就是：非常的重視「秩序意識」，每一個人的角色隸屬並與他人互動，都是一種「秩序的存在」，這秩序小至家庭，中至家族，大可至國家統治，而且這秩序專門針對「人」的世界。因著華人文化中「內聖外王」的連帶關係，會導致談華人世界的倫理，是不可能脫離政治單獨談論的。倫理與政治，是一體的兩面。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最後的自我呈現，就是在「齊家與治國」，這齊家治國，當然是用倫理作標準的，任何違反君、父、長者的歧異意見，都被標示以「反」與「亂」──顯示出修身不夠，既然內不聖，何以能外王？這種質疑，當然最終造成倫理秩序下的一言堂環境。
這種倫理關係，當「民主」觀念引進時，勢必要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民主觀念的背後，是一連串如下的內涵：1. 與社會正義有關 2. 與人人平等有關 3. 與個人的獨特性被尊重有關 4. 與不可侵犯的自由有關 5. 與機會均等權利均等，多元化有關 6. 與憐恤有關。並且這些關連字詞，顯然是彼此互有衝突的，譬如自由與對他人的妨害，社會正義與憐恤，平等與獨特性，在設計民主制度時，都會成為衝突的焦點。所以大布列顛百科全書定義民主時，特別強調如下觀點：
『現代民主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紀歐洲的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其中特別是神授法，自然法和習慣法.... 在西方，民主還包括「法治」。』
所以關連字詞中還要加上一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項：7. 法治。
相當明顯的，這些內涵，是與華人文化中的「倫理治世」有激烈的內在衝突的。因此民主化過程中，凡是跟華人文化深層結構近似的，就快速結合，凡是不合的，就以「表裡不一」的現象，或觀念互衝找不到平衡點的方式呈現混亂。

當民主文化與倫理治世文化相遇
譬如說，自由觀念，華人接受速度一定很快，因為超穩定政治結構使知識份子被壓迫的喘不過氣來，素來以逍遙的自由觀來「離軌運動道家與佛家的自由，與民主自由結合，當然會造成台灣社會嚴重的「自由膨脹」。
但民主觀念中與自由同為關連字詞的「尊重」呢，華人文化中的倫理只講「下對上」的尊重，而不是「上對下」的尊重，所以某些屬於「下層」的弱勢，要得到尊重會非常困難。因此就造成女性平權運動要走入「立法圈」內，或要解決丈夫與父親的家庭暴力，甚至要解決男性沙文文化的言語暴力都阻力重重。教育要促成「人本」理念，從推展觀念到實踐過程，也有很多表裡不一的阻力。政治界或學術界，年輕人要起來，首要的阻力年資年齡，能力是次要的考慮...。至於政治主權，雖已從君主走向各類政府官員，仍無法做到真正的主權在民，官僚情形仍很嚴重。
但這還不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最難的首在法治。
因為華人文化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這種以家族為核心的人治文化，一定會造成的結果，就是「圈內人」可以走後門，對圈外人則無比冷漠。做事情，「關係建立」比按程序來速度一定快。圈內圈外，也無法用同等的正義態度來面對。這種圈內圈外，過去以家族和地緣為主，現在則有將之投射到「意識型態相同」的人上。「什麼是程序？」「按法規來」，對華人是非常陌生的觀念。意識型態造成的政治激情，對選舉或社會政治事件的主導力量，遠遠大過了立法與訂制度的需要。

宗教對倫理治世的企圖超越
要平衡這倫理治世為上的文化，就必須有另一超越倫理的標準。
華人文化的歷史背景中，不是沒有企圖對抗倫理治世之成為唯一標準的機會。當然，這些機會都與宗教本身具有的超越性有關。
我們先來看道教。
道教是華人文化中土生土長的宗教，其遠始背景是自然神，與「天」的「自然」內涵的融合。道教產生於亂世，產生於普羅百姓間，它強調社會平權，其自我合法化，就是透過神仙與靈異的顯靈，諸如符水治病祈福禳災等。但是到東晉，葛洪把道教轉折化，也就是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將道與儒結合，促成官方道教，跟內修外王經學混合了，於是官方開始鎮壓民間道教。
在中國歷史上，起於民間的宗教團體或起義，少有善終。一因領袖與起事者多不識字，難以智取，一為「學而優則仕」的觀點會造成知識份子以政治為唯一的出路，倫理治世的政治觀下，「爭則亂」，「作亂者必無德」知識份子根本只有被收編一途。
而道教本身，卻有「自我解構」的內涵。因為這宗教的本質是跟據「自然」，與曲解的老莊，傾向自由心證的自由神仙逍遙觀，亂世下若有魅力領導者還易凝結，領袖一死或亂世結束，馬上各自為正不再統一了。
所以當葛洪將道教轉成官方宗教，便詮釋道教為「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甚至葛洪對民間反官方道教信徒斥之為「召集奸黨，稱合逆亂，威傾邦君，聲凌有司，犯上作亂」，應採嚴刑峻罰。
道教到了南宋王重陽──就是金庸據本的全真道，已經完全的儒釋道合一了。全真派為出家道士，蓄髮鬚，頭頂挽髻，素食，重清修，講明心見性，養氣煉丹，含恥忍辱，清心寡慾，視之為「真功」，傳道濟世則視之為「真行」。其實是融合道教內丹，禪與儒家理學了。
再來看佛教。
佛教初始入主中國時，是相當傾向印度佛教教義的。它與政治完全的疏離，其教義根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入世，完全獨立自主，所以其對立面根本不應是政治，而是他種宗教。
在亂世時代的東晉，曾出現一則「沙門是否應向帝王禮敬」的爭議，這是記載下來的第一次「政教之爭」，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沙門與君王誰更有權？（明末清初，基督教傳教士一樣碰到類似的爭議。）慧遠的回答明顯表露涇渭分明的二元世界觀：「佛教徒分出家與在家兩種，在家者需履踐臣子與親師之道，出家人則斷一切世俗，與禮俗傳統背道而馳，對父母並無不孝，對君主並無不敬。」
也就是說，出家根本不需被倫理之治收編，但因與政治不涉，也不會危及君王的統御大權。
既然這樣，為何還會有三武之禍？主因是財富問題。佛教興盛後，結集了民間大量財富，致使政府可以動員的經濟力量大幅減少。但滅佛的理由，卻仍是儒家最容易扣上的帽子，魏書中說：「政教不行，禮儀大壞。」韓愈論佛骨表則直接從財富抨擊佛教。三武之禍再一次證明，即或不直接施壓政治，僅僅出於經濟因素，政治一樣會徹底擊毀宗教，而與政治無涉但求自我修身與世無爭的出世教義，也不可能出來制衡政治的無理。
經三武之禍，到宋朝，我們經由理學，一樣看見佛教與道教的同一結果：跟上層知識份子結合，跟儒家思想結合，儒釋道合一。儒家思想變成超超穩定結構。

能批判「秩序意識」的，必須有入世的教理內涵
為何道教與佛教最終都被收編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兩個宗教都不講究入世。道教據以所本的（儘管是曲解的）道家內涵，是逍遙出世神仙的自由心證，佛教教理講究無常，追求涅盤當以無我執為中心，這都會導致沒有另一種超越倫理治世的堅持。
當可能超越倫理治世的宗教都被收編以後，文化深層結構中就習慣性的不再容讓非倫理治世的選擇，因此宗教勢必隸屬於倫理之下。也就是說，在華人世界，宗教必須「提供和支援秩序意識」，否則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所以一旦有人尋求倫理治世之外的超越，並出現對之委身的宗教行動，不僅是讓人大惑不解，萬一其委身觸碰到倫理政治的核心，更會是批判的首要目標。中台事件，不過是違反「秩序意識」的倫理觀點其中之一件，輿論對此事的反抗，也不出倫理治世的範疇。

基督教信仰對民主法治蘊含的潛質
再來我們就必須探討，台灣的民主先驅，就宗教助力來說，為何竟是基督教了！
就基督教而言，其信仰核心是上帝的救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愛與正義。所有委身信仰的人，都需終生想辦法活出十字架的正義與愛來。但十字架並不僅是一個歷史事件，還是一個上帝裂天而降的超歷史事件，因此十字架又具有「末世盼望」的內涵，也就是說，現世一切在未到末世之前，都稱不上是完滿的狀態，都仍具有可以批判的空間。而其批判的準則，還是回到對十字架正義與愛的詮釋與理解。因此基督教信仰勢必具有極其強烈的「入世」教理。
對正義與愛，基督教信仰表達出來的是一個弔詭性的思想，那是一個可以不斷重新理解重新豐富的義理。
譬如跟權力最有關係的弔詭性思想是：
「想要得權柄，就要捨己，權柄之愛，就是捨己之愛。」
這義理當然可以重新豐富詮釋到末世，但顯然這倫理乃是個人秉持各自的信仰深度而遵行的法則，當社會漸趨複雜以後，如何把十字架之正義與愛，變成一種社會制度，就成為神學家與社會學家法律學者的難題。
基督教信仰對這樣的摸索過程，所能給的回應就是：
1.人人都有罪。制度必須採行制衡。走法治不走人治。
2.先知秉持十字架原則，而有的不怕迫害的批判原則。
3.人人神前平等，因此訂立制度，盡量保障平等，才是正義與愛的實踐。
這些觀念顯然有助於推波助瀾民主運動的過程，因此公允的說，基督教信仰的入世是民主法治的貢獻者之一。

基督教信仰中的批判精神
因著「內聖外王」導致的倫理與政治成為一體之兩面，中國之君王既為政治之首，又為宗教之首，成為天地人之樞紐，造成中國專制政權的必然結果。
而遠在春秋戰國時期，基督教之前身猶太國家（註），就發展出一種三鼎制衡的批判體制。它的方式是以信仰核心批判政治倫理，但其信仰體制中又出現先知體制，用以批判信仰墮落成偽信仰。
按猶太歷史的記載，在從部落發展成立一正式國家之初，一樣有過政治之首企圖也成為宗教之首的危機局面，但這舉族信仰上帝的國家，相信這個預備要接手宗教領袖的君王掃羅，被一個從天而來的上帝干預阻止了。上帝將此舉斥之為「僭妄」。從此，猶太國家宗教歸祭司，政治歸君王。
但分離君王與宗教祭司系統，並政教分離的同時，又出現了「先知系統」，這先知系統，超越政治體系與宗教體系之外，成為一種批判的聲音，批判政治，也批判宗教的表裡不一。儘管猶太史上的先知傳承，因其批判政治與宗教，而被政治宗教聯合逼迫的，比比皆是，但先知批判系統一直存在。
耶穌出來傳教之初，猶太人以為耶穌的使命，應當是把猶太人的政治局勢重新復興起來，作羅馬帝國之上的君王，結果耶穌第一件做的事，卻是批判猶太人的宗教早已背乎上帝的公義慈愛與良善。而耶穌在世，也繼續確立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的政教分離政策，並先知的批判系統。耶穌的十字架事件，從表象來看，正是宗教界又一次的利用政治界進行宗教的迫害。
儘管如此，批判精神就這樣在基督教信仰核心中不斷傳承，在現世扮演重要的角色。先知的批判，一直是維持著信仰核心的準則的：那就是釐清政治的不義，宗教的偽善，歸回現世不管在人心或在制度上應具有的正義與愛。

基督教批判精神的遭受壓迫
基督教有兩個看似勝利，其實卻給墮落大好機會的歷史事件。
第一件：君士坦丁宣佈基督教為國教。
羅馬帝國開始之初，對其殖民地有嚴厲的軍事與政治的統管，當耶穌釘十字架事件發生後，根據羅馬官方史家約瑟夫的記錄，基督徒竟然奇怪的復興起來，他們堅決的說，耶穌十字架事件後，發生死後復活的事件，並據此相信，耶穌是上帝成為人，承擔受難之苦以使人得贖得新生的明據。因為當時的基督徒復興後，都很明顯的讓信仰對自己擁有委身的主權，所以羅馬官方開始壓抑基督宗教迫害基督徒，根據官方記載，當時的基督徒成為娛樂的工具─拿去餵獅子，百姓與行政首長都觀賞著囚徒被一塊塊慢慢的撕裂的過程。
被迫害近 300 後，西元 313 年，基督教史改寫。原因是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並宣佈基督教為國教，規定全民普信基督教。從此結束基督教被迫害史，也展開基督教史漸趨墮落的過程。
第二件：在長期的政權教權爭奪戰中，教權勝利，對政權有統管權。
這歷史事件的象徵作為，發生在西元 751 年，教皇鮑尼法斯為法蘭克王丕平加冕，這是教會史第二次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從此教權獨大，權力勢必產生腐朽的人心，所有認為教會不合義理而出來勸諫的批判者，多半遭到「信仰異教」的處置被燒死。
馬丁路德出來改教之所以成功，其實是政治勢力又大到可以與教權抗衡，所以才會成功。當時歐洲長期的封建制度漸要結束，民族國家漸漸興起。因此，所有支持改教的教會，都為生存依附某個國家君權，君王也盡量保有「打宗教令旗行擴張地土之實」的權利。這是歐洲長期宗教戰爭的淵藪。
儘管依附政權造成宗教戰爭，給後世無限的疑惑，但馬丁路德改教，就其推翻基督教信仰自身的偽善與不義，一樣是走先知批判，使信仰回到正義與愛的本質的路線。馬丁路德揭露出「人人在神前平等，教會之首一樣是罪人，一樣有其不義，因此人人都可以秉持先知精神，批判教會，批判社會的不義的信仰本質。從此，基督教信仰才開始重返君王政治，祭司宗教，與批判先知「三角制衡」的體系。
這就可以說明，為何民主國家最初的發生，都是在新教，而不是傳統天主教的國家，就連美國，立國晚，民主建立，卻比很多歐洲國家還早而穩了。

對台灣的基督教界的把脈
信仰回應時代的過程中，不是沒有危機，最大的危機就是「世俗化」的危險。世俗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為遷就對話，導致對信仰不夠周延，片面式的處理，並刻意迴避最難處理的諸如「永恆與現世的張力」「違反理性的二律背反」或「苦難議題」等等，因此需要神學家持守信仰核心，不斷詮釋信仰核心的話語。但基督教信仰中有一個派別，因著對信仰世俗化的恐懼，和以現代話語重新詮釋信仰核心的困難，加上將「世界—教會」化約成「墮落—聖潔」的簡單信仰二元觀，因而走上「基要主義」的路，他們抗拒對話，抗拒與變遷社會的接觸，將一切對話與接觸的過程都視為墮落。因此信徒所有與非教會人的接觸，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傳福音，至於非教徒所有的生活興趣與關懷，則是盡量完全避免涉入，視之為非神聖的。
但很不幸的，這一派別卻是最早進入華人世界的派別，於是造成早期的華人基督徒都「與世無爭」，活在自己的教會圈子內，甚至把批判社會的其他基督徒的聲音，都斥為墮落。
除了早期倍受迫害的基督教長老會，其實有非常大比例的基督徒，並沒有發出批判現世的精神。這對倫理治世一元化的華人文化，其實就是變相的「結構共犯」。甚至因著這種信仰模式，造成長久以來欠缺以信仰中的公義原則，來批判社會結構與政治的訓練，因此會把「認同某一政治黨派」等同於審視「信仰純正與否」的觀念，或要求用「個人倫理」中的愛與寬恕，來壓抑弱勢受壓者的不平之鳴，因而反倒變相的合理化社會結構的不義。這在早一輩基督徒中比比皆是。
按著信仰理解，這世界只要尚未面臨基督再來時的更新，就仍舊是有所欠缺不完滿的，因此就仍舊會給批判精神留下空間。特別華人文化中長期以來的「倫理治世」觀，尤其需要某種超越倫理之上的義與愛的執著，並據以批判現世，批判民主制度，批判社會體質的不完善之處。
所有過去基要主義的困境，包括對信仰更豐富的理解，更新信仰話語以讓現代人理解，都是這時代的基督徒不能再迴避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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