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現象學的比較──從文學看價值系統的方法論

價值現象學的比較
──從文學看價值系統的方法論

1.一種錯誤的中西文化比較方式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種論調：就是中國文化是感性的，西方文化是理性的；中國是重視精神文明的，西方是重視科技文明的。
這種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簡單化約成『心靈』與『科學』的思想，基本上當然犯了化約主義的嚴重毛病，但是卻幾乎是一般人的直覺意識──我們可以常常發現，許多知識分子與新興宗教，總是認為東方精神文明可以成為西方文化疾病的良藥，這種思想的背後，往往就是『中國有偉大的五千年精神文明是西方沒有的』這種化約主義。
正因為我們一般對東西文化的比較，常常是只看到西方的科技文明，又否定西方精神文明可以比得上中國，因此對西方的研究就走錯了方向，對中西文化比較也比錯了對象──如果西方的精神文明不是科技文明，那麼拿中國的莊子來對比西方的科學精神，這豈不是完全搞錯對象的比較？
一種正確的文化比較，其實應當是精神文明背後整體的價值系統的比較。

2.價值系統比較的方法論
有一種價值系統比較的方法是：把所謂精神文化的東方價值系統完整的分析出來，然後去指出這些價值系統推演到最後，會產生什麼『最後的結局』。然後，嘗試對這些結局進行『比較性的描述』──也就是，一方面描述這些價值系統，一方面進行價值系統的比較看看各自提供不同的答案是什麼，看看兩者的差異是什麼，看看這種差異會令我們反省了什麼。
思想家與文化史家們提供一套價值比較方法，稱之為『價值現象學』。所謂的『現象學』，我們用比較能為大家理解的方式（雖然也因此是不夠精確的）來如此解釋：一個人，當其出生開始，他的週遭生活、人際關係經驗，全部都代表這個人的『存在』。這個人的性格─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本質』─被他經歷的『存在』所塑造。當他認識到他的人生意義是植基於他的『存在』之後，他會想辦法經歷不同的『存在』而得到他個人企求的人生意義。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我們認為，一個人所『主觀得到的經驗』才是決定這個人的獨特性之最重要的因素。
譬如說，同樣是經歷二二八事變，每一個個體因為不同的『存在』而產生不同的主觀經驗再影響其人生，最後有的人變成民主人士，有的人成為保守人士。這種『客觀的環境』因為不同的個體而產生各自不同的『主觀的經驗』，就是一種『現象』。
因此價值現象學認為我們必需深入該個體的主觀經驗中，才能真正了解個體最深入的思想，才能進一步分析其終極問題與終極關懷所造成的行為改變。
再舉個例子，當我認為中國文化強調『逍遙』的社會人我關係，那麼我絕對不可能去進行統計分析每一千個中國人有多少人是『逍遙』的；我的方法是，找一部古今流傳的名著，假設其『流傳古今』這『存在』必定因為它反映了某種文化普遍的心靈需要。然後，深入分析該著作所表現的精神文明，看看是否有一種『逍遙』的精神使人們喜歡讀這種著作，容易產生共鳴；最後結論得出中國文化的某一種普遍現象。
這種肯定主觀經驗探討的方法論，會讓人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你怎麼知道你這種主觀經歷的研究可以化約成普遍原則？』。
其實主觀經驗為什麼最後會得到客觀的普遍法則？這也是哲學上非常大的問題，因此我嘗試為這種價值現象學方法提出其哲學基礎。

3.價值現象學的哲學基礎 ── 知識論：
柏拉圖的『米諾』篇對話錄記載米諾與蘇格拉底的對話：

米諾：你是不是在追求真理？
蘇格拉底：對，我是在追求真理。
米：那麼，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真理？
蘇：我想我並不知道什麼是絕對的真理。
米：那麼，你既然不知道什麼是真理，如果那一天遇到真理了，你既然不知道，你如何「認識」他？如果你能夠認識真理，那就表示你「知道」什麼是真理了，那麼你還要追求真理做什麼？

這一段對話在西方哲學史引起幾千年的討論，它的中心問題是：『你如何知道什麼是「真理」？「真理」的判準是什麼？』其引申意涵是：『我怎麼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不是對的？』這是『個人知識』如何能判斷對錯與否的、哲學的『知識論』問題。

（1）集中意識與支援意識
當代大哲學家博蘭尼研究這個問題，他提出一個現象做為討論重心：我們每一個人絕大部分都能學會寫字，而寫字的『學會之過程』是什麼？顯然的，我們在學寫字之初，我們集中精神用手拿著筆，仔細看著『手對筆』的控制是否正確；換句話說，這時我們的『集中意識』是集中在『手對筆的控制』。
然後，經過長久練習，我們不再注意手，而改成注意『筆』的運行。我們注視『筆』沒有沒寫錯字，如果寫錯，進行修改時我們絕對不會去注意『手』，而是注意『筆』的運行有沒有更正錯誤。換句話說，我們把我們寫字的知覺從『手』延申到『筆』，『筆』變成我們寫字時的知覺器官，只要注意『筆』的運行就可以正確寫字──但是，實際上真正在運作的仍然是『手』，只是我們把知覺延申到『筆』而忽視了『手』的感覺。
因此，在這個階段，我們對『筆』的控制是我們的『集中意識』，而我們對『手』的控制則是我們的『支援意識』──這個意識我們不會注意它，但是，它卻是我們寫字時最重要的根據。

（2）明言知識與隱含知識
從這一個現象之分析，我們可以回答知識論的提問：『我們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對的？』這問題如下：
第一、『我們如何知道我是對的？』其實呈現出的真正問題是，我們常常把『知道』當成『集中意識』下的『可明言』的歷程，也就是說，我們常常隨便假設人類一定可以把他的知識系統完全化約成『明言知識』，所以可以用『集中意識』來清楚說明。事實上從上述例子看來，『集中意識』所表明的知識系統是非常有限，而且是很不重要的。
第二、我們永遠不能『知道』我們是對還是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用詞對我們的理解而言，是指我們的『集中意識』是否知道。那麼，依上述寫字動作之分析，我們的『集中意識』永遠會忽略『支援意識』才是真正的正確動作來源。同理，當我們在判斷事物的對錯時，我們的判準往往來自『未可明言』的『支援意識』，這會使我們永遠無法『直接知道』我們的知識是否正確，除非我們改用其他分析知識系統的方法來進行知識論的討論。
第三、從上述例子看來，人類知識獲得的心理歷程中，你所『知道』的『知道』是極小的，事實上，你真正的『知道』比你自以為的『知道』還要多很多，因為你真正的『知道』是包含無法明言的『支援意識』所產生的『隱含知識』。
第四、因此，我們如果把知識論的問題錯解成『明言知識』的知識論，那我們就會誤以為我們能夠『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更進而發現我們無法找到知識論的正確答案。事實上，由於我們常常『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知識，這絕對會牽涉到知識論的『對錯判準』之問題，這種判準最常是發生在『支援意識』的層次。
第五、所以，你不能只從『明言論證』的角度來批判知識，這不過是知識的某一種來源。而真正決定我們知識程度的，是我們的隱含知識。
第六、『隱含知識』常常是『經歷』而得，而不是『論證』出來；例如，騎腳踏車，如果騎腳踏車的知識是『可明言的知識』，那麼我們理應聽到這套知識時就立刻能不用練習就馬上會騎車。問題是每個人無論受到那個高手的教導都一定要先練習才能完整學會騎車，換句話說騎腳踏車的知識得藉由『經歷』才能完整獲得。
第七、再者，觀察世界許多「隱含知識」的獲得，我們發現它常常有『普遍共相』。例如說騎腳踏車雖然是個人經歷，但是在那麼複雜的動作學習結果之後，我們很容易發現每個人經歷之後得到的騎車知識大同小異。因此，雖然隱含知識的獲得是主觀的經歷，卻一樣可以獲得客觀的普遍知識。
第八、所以，我們不能輕易把『主觀經驗』和『客觀論證』二分，因為『客觀論證』本身是把人類知識窄化在『明言知識』的範圍，本身就造成一種更嚴重的主觀。而『主觀經歷』乍看之下似乎沒有客觀基礎。但是透過心理實相、社會實相的歸納分析，卻發現往往能得到普遍一致的共相。

（3）主觀經驗與客觀知識
從上述知識論的思想看來，現象學最大的問題：『主觀經驗如何能化約成普遍原則』，就得到了解決。
因為這知識論指出我們經常犯的謬誤：我們把『主觀』與『客觀』對立，我們習慣認為『客觀』就一定是很清楚、可論證的明言佑識，我們習慣於認為唯有『客觀』──多方面收集資料──其結果才比較可靠。當我們說，一定要學得多、看得多，視野才寬廣；這種思想很明顯就犯了把『客觀』化約成『多方面資料收集』的謬誤。依博蘭尼的知識論，你如果非常深入去研究一個個體，成功分析其支援意識，那麼，你很可能只要透過這個個體的單一研究，你就能掌握全體人類的普遍法則。因此，不見得只有『看得多』才能視野寬廣，看得『少而精』也極可能有更寬廣的視野。

（4）現象學與笛卡耳
哲學之現象學方法興起，多少修正了笛卡耳以來的思考方式。
笛卡兒認為，身為一個哲學家，他必需批判一切價值，避免人們犯錯；而批判的方法就是懷疑，但是當他懷疑一切時，他發現『他自身必定存在』這件事無法懷疑，至少他正在思想的那一瞬間他必定存在，否則他無法進行『懷疑』這件動作。所以笛卡耳提出這個著名論證：『我思故我在』。
這種思考方式的深層意義是什麼呢？他的意思就是說，世界上什麼都可以懷疑，只有『正在進行的思想』不能被懷疑。換句說話，當你主張懷疑論時，你得先假設你的懷疑是可靠的；因此，按照這種思考方式，如果人類的一切價值、知識，沒有經過『正在進行的思想』之批判，那麼笛卡耳就會認為這種東西是『不理性』的；也就是說，唯有用思想批判過的價值、知識，才是合理合法的知識、價值。
這種思想正不正確呢？你可以發現，這種思想等於是認為『世界上一切價值都要使用「集中意識」來進行懷疑』，因為，人類很難發現他的思想是受到『支援意識』的主控。換句話說，『思想』絕對不能當成真理的判準，『思想』絕對可以被懷疑，因為『思想』不是全然在人的主控之，而是受到一大堆未可明言的知識所掌控。
因此，如果一個人接受這種思想，後果就是他懷疑一切價值、思想一切價值，結果從來都不會反省自己的『支援意識』中非理性的價值。後果就是，當一個人真的在行為上懷疑一切，最後就是他只會變成一個流行文化的忠實反映者── 因為唯有流行文化的社會影響力可以成為最大而不易發現的支援意識。

4.結論
在認識這種價值系統的討論方式後，我們便可以採用這種方式來進行價值觀之分享──
當我們想討論一個問題：『人是什麼？』，然後分別從許多文學著作、音樂作品或信仰系統，去進行深入分析其作品內隱含的價值系統。而這些作品是人所喜歡的，既然這種現象存在，必然表示人有某一種特性會因為這個文藝作品而得到共鳴，因此，分析文藝作品，等於分析『人是什麼？──人性的多彩多姿面貌』。
我個人以為，現在台灣社會面臨許多從傳統中國文化社會轉型成現代化社會所需要的價值轉變；為了參與這個重要變遷，我期待能從多種角度看待『人是什麼？』的問題，進而了解『文化上的中國人是什麼？』『中國人如何更新價值系統而成功產生現代化社會？』。
這正是以下諸篇文章，包括「武俠小說」「紅樓夢」「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文學研究背後的目的與意義──呈現出置身華人文化世界中，無法迴避的價值系的影響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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