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若 凡
日治時代的台灣新詩創作，一直在日文、漢文與台語白話文之間，摸索嘗試。而在這樣的文學脈絡之中，有一群詩人，他們秉持著左翼的精神，以新詩為殖民治下的弱勢，發出他們的聲音。
賴和的《南國哀歌》：「所有的戰士都已死去」、「兄弟們到這樣時候，還有我們生的樂趣？」哀頌霧社事件中奮勇犧牲的勇士。楊守愚的詩作《蕩盪中的一個農村》：「這一切傷心慘目的景象呀，我見之，猶要心痛，況遭受慘虐的兄弟們！」為辛苦受剝削的農村發聲。楊華的詩作《黑潮集》：「大風！你不要瑟瑟的嚇人，小弟弟要睡了！」則以黑潮隱喻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用含蓄而抒情的筆調，描寫被殖民的心境。
吳新榮與郭水潭，則是日治時代，台灣另一個發生於鹽分地帶的左翼新詩運動流派。尤其，他們對日治下的「現代化」，對底層民眾所產生的剝奪，有諸多的觀察與反省。吳新榮的詩作《村裏瑣事》：「玩弄村民的生命不知多少次，看，那吸血鬼！」批判村中不道德的醫生，對村民生命的漠視。郭水潭的詩作《疾馳的別墅》：詩句「對於這些軟弱的婦女、幼者，還有工作過勞的我，隔壁的車廂是天國！」明確地反應了階級之間的落差，表達出對勞動者的關懷。
這些早期的台灣左翼詩人，在詩藝上，與後來發展的現代主義詩風相比，較為直接；但傳達出來的細膩與人道關懷的質感，卻是極為溫熱而感人。日治時代的台灣文人，在我個人的認知，是處於一種被「卡住」的狀態之中。一方面，他們被卡在漢文化與日本文化之間；另一方面，又被卡在殖民者與廣大的勞動農工之間。他們有非常好的質地，但卻在一個被壓抑的時空環境之中，缺少了歷史的舞台。大病文人醫，這些文人，其實並沒有能力改變整個政治的大結構；他們所能做的，是以自身在知識能力上的相對位置，為殖民治下的弱勢發聲。
詩人的筆，就是他們手中的劍；在無奈的大環境之中，他們仍為了弱者，拼命地揮舞。就像賴和的詩句：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