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若 凡
在筆者個人的認知之中，現代主義詩有三個源頭與特性：一個，是馬拉美等詩人所創發，以象徵書寫的形式；另一個，是佛洛依德對潛意識的理論與挖掘；最後，則是由波特萊爾所創發，強調負面、幽暗，甚至敗德的美學。在華人地區，有兩位代表性的詩人，承襲了這個詩的美學傳統，分別在兩岸播下了現代主義詩的種子。這兩位分別是大陸的戴望舒與台灣的水蔭萍。
戴望舒，是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揚起現代(主義)詩大旗的重要詩人。戴望舒在1930-40年代，活躍於上海，曾創辦《新詩》雜誌。對筆者個人來說，戴望舒詩作的最大特色，是採用高度象徵的手法，來傳遞抒情。戴望舒在信念上，固然強調象徵的現代主義技藝，但新月派以來的浪漫主義情調，亦可以在戴望舒的詩中被感受到。
水蔭萍，本名楊熾昌，是日治時代台灣的詩人。水蔭萍在1930年代，創立了《風車詩誌》，推動現代主義的詩學；但因為太過前衛，不容於當時的文人社群，因此僅刊印四期即結束，水蔭萍的詩，也因此被埋沒了很長一段時間。水蔭萍寫的是日文詩，嚴格說，不算是真正的華文詩。但筆者認為，水蔭萍應該是在華人地區，最早承襲波特萊爾的陰暗面美學的詩人。
戴望舒的詩作《致螢火》，是一首在意象與象徵上，均非常傑出的作品。詩句：「我躺在這裏，讓一棵芽，穿過我的軀體，我的心，長成樹，開花」；「讓一片青色的蘚苔，那麼輕，那麼輕，把我全身遮蓋」；「夠擔得起記憶，夠把沉哀來吞嚥」。作者用躺下與睡眠的意象，來象徵死亡；將死亡，表現地輕柔溫暖。
水蔭萍的詩作《茉莉花》，則是一首表現幽暗美學的代表作。「丈夫一逝世，Frau J就把頭髮剪了，白喪服裏妻子磨了指甲，嘴唇飾以口紅，描了細眉」；「為了要和丈夫之死的悲哀搏鬥，畫了眉而紅唇豔麗，那悲苦是誰也不知道的」。作者透過描述一位新寡婦人不合社會規範的所作所為，來挖掘一種人性內在深處的心理狀態。
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是：戴望舒與水蔭萍的詩作，是否具有政治的意涵？在文學的光譜上，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是處在對立的兩端的；一個挖掘人的內在，另一個則反應外在的社會現實。但有許多的文學評論家，在論及戴望舒與水蔭萍的詩作時，認為這兩位詩人的詩，背後是帶有政治的意涵與主張的。筆者不是文學的專家，無法採取什麼樣的立場；但，即使單純地以象徵與內心挖掘來看戴望舒與水蔭萍的詩，也都是藝術性相當高的作品。
紀弦之後，華人與華文的現代主義詩，逐漸發展成熟，並達到高峰。回顧1930-40年代，戴望舒與水蔭萍為華人地區，引入了現代主義的種子，承先啟後，令人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