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場報告的摘要記錄貼上來好了。
不過我是參考講座的大綱還有自己當時做的一些筆記,用了自己的方式串起來,不是嚴謹的逐字記錄,可能有失真和斷裂處。就當作參考吧....
基本上王德威是傾向認為只有台灣文學有這種所謂的「後遺民寫作」。
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關係系列講座第六場
時間:2004年1月3日(六)15:00~17:00
地點:聯經文化天地(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B1)
主講人:王德威
講題:“後“遺民寫作
【內容摘要】
移民背井離鄉,另覓安身立命的天地;殖民受制於異國統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的權力;遺民則逆天時,棄新朝,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黍离之思。但三者互為定義的例子,所在多有。對一個講求安土重遷,傳承歷史的文明而言,不論移民、殖民、還是遺民,都意味著一種身心的大剝離,大捨棄。
所謂「遺民」,簡言之可說是過去我們所謂的「孤臣孽子」,從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以致於現代,在近年臺灣文學史的研究裏,有關移民及殖民經驗的書寫已經引起廣泛注意。相形之下,遺民意識以及遺民文字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思考,而台灣近現代文學史中的「遺民」表現又是如何?
1644年明朝滅亡,在實質上這個朝代已經消失,但鄭成功的率軍渡台,使得明朝的文化偏安於台灣這一孤島上,明鄭時期的台灣,同時展現了「反殖民」(驅逐荷蘭),移民(自大陸來台開墾),以及遺民(舊明代王朝的遺民遺臣)的混雜。此時有軍事上鄭成功「不信中原不姓朱」的反清復明;或如誤留宜蘭36年的沈光文「苦趣不堪重記憶,凌晨獨眺遠山青」之孤寂、思歸緬懷故土之情、徐孚遠、盧若騰在行文間呈現想望台灣成為海外仙地,卻有時視之為蠻夷之地的矛盾之情;或有直接歸隱山林者,均呈現此時期台灣文化中複雜的遺民表現。
到1683鄭克塽歸還政權,寧靖王「於今事已畢,不復採薇蕨」的一首決命詩,更道出了遺民對於故朝以死明志的心情。1685到1885,清朝治台並制台。到1894甲午戰爭,乙未割台,國未破,家未亡,台灣被是清朝拋擲於版圖之外,與之切斷關係,遺民心情成為另一種矛盾,他所思念緬懷的對象究竟是誰,是清代?抑或上一個漢人文化的明代?還是台灣這塊土地?丘逢甲的春愁是對誰而發?
乙未割台後,現在民主國家中所謂的「政治遺民」已經不存在,但卻有了「文化遺民」的出現,他們在應該和過去斷裂的「現代」,要求和傳統對話,有所牽連,而他們所無法忘懷的「中國」,並非政權上的某個政治主體,而是對於「文化」上的追思緬懷。
1949國民黨來台,帶來大批徬徨、流亡的人民,50年代到80年代台灣文人,余光中濃濃<鄉愁>中的強烈思鄉,甚至生死契約;白先勇《台北人》裡隨處可見對過往上海風貌的描繪追憶,老兵、眷村,加入台灣繁複的遺民文化之中。他們處在一個時空錯亂的環境中,不願與已經在政權時間脈絡上斷裂的過去切斷。
在二十世紀中國,強調忠君保國的遺民意識理應隨著「現代」的腳步逐漸消失。然而每一次的政治裂變,反而更延續並複雜化遺民的身份以及詮釋方式——遺民寫作也因此歷經了現代化,甚至後現代化的洗禮。步入80、90年代,先一代的遺民們,這些所謂故臣們老了、去了,承接他們的第二代承接的又是什麼?他們不再是政治上的遺民,因為按理遺民無法「世襲」,如果遺民已經指向一種時空錯置的徵兆,「後」遺民是此一錯置的再錯置,那麼這些第二代的思念為何?從李永平的《海東青》;從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到《古都》中,已經抽象化遺民文化,再到《漫遊者》徹底敘述的崩裂,帶出一種無論無論如何都不合時宜的後遺民姿態;到駱以軍也是以外省第二代身份,在《月球姓氏》、《遠方》、<棄的故事>,追溯一種無以名之的思念;以及自稱為「拾骨者」的舞鶴在《餘生》中,對於找尋原鄉背後所殘留的文化的企圖。這些作家的創作,帶出了台灣現當代文化現象中所謂的「後」遺民寫作。
誠如駱以軍所言,「遺棄,是創作的起點」,因我們自一出身被切斷臍帶,就是被母身自子宮中所遺棄,終其一生便在追尋那最初的原鄉。小小台灣,便承載了離鄉背井開創土地的「移民」,被統治的「殖民」以及背棄時間傳承的「遺民」等這般多的身份,後遺民寫作帶給我們另一個觀看的視角,而這幾種身份是如何在這塊土地上穿梭交叉,又該如何相容,也許是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們永遠關切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