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三
由一般民眾直抵醫壇權力核心—談白色巨塔風潮
王浩威
日本連續劇「白色巨塔」在台灣播出，引起了許多討論。這些興趣盎然的話題甚至不侷限於一般的民眾，還進一步直抵醫壇權力核心。
最近台灣醫學界討論到醫療糾紛或醫學倫理時，經常會談到這部片。甚至在某一場全國性的醫學專業會議中，有一位主講的教授就直接播放其中的片段，當作醫學倫理題材。據說，由於醫生這一行業的忙碌，當場一半的醫師是沒看過這部電視劇的，可是即使是老教授，透過家人平日餐桌上的討論，也略知劇情一二。甚至最近一位台大教授可能升為衛生署副署長時，報紙也引用他同事的說法，認為該教授「兼具有東教授、財前和里見的特色，但沒有東教授善妒的個性」。
從來沒有一部電視劇在醫學校引起這麼廣泛的討論，即使過去「急診室的春天」也一樣。「急診室的春天」不同於「白色巨塔」，它只是引起的一般民眾的高度投入，但在醫學界的影響，頂多只因是哈佛醫學院畢業的名小說家克萊頓領銜編劇，許多臨床的描述十分精準，因此偶而應用為醫學上的教材而已。但「白色巨塔」不只民眾愛看，連醫壇也不例外。據說在某醫學中心住院醫師應徵考試的口試裡，居然有主考的教授問起：「東、財前、里見，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呢？」
「白色巨塔」的影響不只是醫學界內部，也改變了求醫民眾對醫師的看法。只要你坐在大醫院的門診室觀察，必然可以聽到「這位醫生不錯，對病人的態度簡直就像里見。」、「混蛋嘛，說個兩句話就趕人了，是不是要像對東教授那樣，送上一份厚禮才願意看？」似乎，民眾也因為該劇的緣故，揭開了過去對醫院的那層神祕的厚厚紗簾。為什麼它會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對醫生社會形象的影響呢？而台灣的醫學生態又為什麼和日本如此類似呢？這是有原因的。
日本的醫學制度，是在明治維新後才建立的。當時的西化運動，在某一程度上來說，應該稱為德國化較為貼切，至少醫學界是如此。於是，因襲德國的制度，每一研究室只能有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兩三位講師和七八位至十來位的助手。如果教授沒退休，副教授一輩子也別想當教授，更別提那些講師了。這也難怪十九世紀末在維也納大學神經生理教室擔任講師的年輕的佛洛依德，在努力了近十年後，最後還是拂袖而去。雖然他因離去才有機會發現精神分析，成為一派宗師，可是即使到中晚年，他對自己當年無法升遷還是耿耿於懷。
這套德國制度從日本又傳到台灣。早年台灣的醫學界便是如此嚴守規則。後來隨著時代變遷，制度也有許多調整。可是這制度再加上重視人際關係的東方傳統，反而造成了醫學界種種鬥爭的牢固基礎，和現代民主社會呈現出完全相反的保守。而不論是台灣或日本，醫學界都是從一般人最景仰的位置，開始逐漸走向下坡，相同的處境也就衍生出集體保守性格，並發展出類似的內部鬥爭和價值觀。
山崎豐子在一九二四年於大阪出生，自京都女專國文科畢業後即進入每日新聞社，於日本文學泰斗井上靖手下擔任新聞記者。因為累積十數年的記者經驗，使得她的小說和松本清張、水上勉等作家的作品齊名為社會派小說。《白色巨塔》為一九六三年開始連載的作品。當時的日本社會已經不只從戰後衰敗的廢墟中站起來，甚至進入普遍富裕的狀態。醫生不再是唯一有錢有權的行業，甚至面臨社會地位開始停滯不前的階段。長久一來，這部小說一直引起廣大的迴響，本次更因電視劇的播出銷售量突破五百五十萬本。
早在一九六六年本書拍成電影，又於一九七八年由同一位演員田宮二郎擔綱改拍成電視劇時，由於田宮二郎的傑出表現，讓當時的影評人認為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改拍版本了。然而本次由唐澤壽明、江口洋介等明星演出的新版本，依然能在日本創下驚人的24%左右的收視率，這恐怕和民眾們處於愈來愈惡化的醫療環境不無關係。
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這種以醫院權力生態為背景的故事，所以引起台灣民眾如此高度興趣，應該也和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包括醫療狀態十足相關吧。
（本文作者為作家‧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