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苦難提問

文: 陳韻琳
製作: 陳定鼎

大處決,1814

哥雅

  二十世紀的人類史,從對樂觀進步的科學理性的支持,走向悲觀與虛無,跟兩次世界大戰有非常密切的因果關係。其實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西班牙畫家哥雅,繪出「五月三號在馬德里」這幅戰爭性質的繪畫,已先知性的對人類理性提出質疑。從二十世紀末的人類的眼光來看,「五月三號在馬德里」所顯示的戰爭災難,很明顯受難者是局部而少群的,熟悉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的人基本上已不會被這種局部戰爭、少數人被槍殺感到震撼。

  但這幅畫是有著比描述戰爭本身更深遠的意義的。因為這幅畫描述的是拿破崙入侵西班牙,企圖以「自由」解放西班牙,所帶出來的戰爭災難。拿破崙不是在歐洲曾諸多藝術家膜拜為世界救星?拿破崙所帶出來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不是在許許多多人民心中植入盼望?

  透過哥雅的筆,我們看到拿破崙在西班牙的另一面:征服者對反抗者的屠殺。除了「五月三號在馬德里」,哥雅還繪製了一幅油畫「巨人」。畫面上,巨人佔據了幾乎三分之二的構圖,人物在其中渺小而慌亂不安的奔逃。巨人是一個戰爭的象徵,它帶給渺小人們騷動不安、驚慌、混亂與衝突。而版畫「理性入夢」,正是宣告著對「理性時代」的質疑,宣告懷疑理性的時代的開始。

  哥雅之後的一百年,人們不僅宣告理性入夢、甚至宣告理性死亡。畢卡索繪製「格爾尼卡」時,二次世界大戰已局部的在若干國家構成大戰危機。西班牙的格爾尼卡,正在這樣的危機下,於老百姓出入市集的熱鬧顛峰時被無辜的轟炸,畢卡索憤而記錄下這次暴行。

  戰爭促使畫家的立體主義形式探究變的可笑,迫使畢卡索從藝術形式走向對時代社會的關切。

  畢卡索說:「你認為藝術家應當是什麼呢?一個只長眼睛的畫家,只長耳朵的音樂家?只有七弦琴的詩人?藝術家是政治生物,充分意識到世界大小事件的破壞、焦慮與幸運,而跟著變化。人怎麼可能躲在象牙塔?怎麼可能不關懷他人?無動於衷的把自己隔離?繪畫不是用來裝飾牆壁,而是用來攻擊敵人保衛自己。」

格爾尼夫,1936

畢卡索

  繪格爾尼卡時,畢卡索並創作詩句:「孩童的淒嚎、婦女的淒嚎、鳥兒的淒嚎、花朵的淒嚎、樹石的淒嚎、磚瓦、傢俱、床、椅子、窗簾、盆子、貓與紙的淒嚎、混雜交融氣味的淒嚎、在大壺裡悶燒的淒嚎、紛紛墜落如雨、淹漫海水的鳥兒的淒嚎。」

  距「格爾尼卡」約十五年後,畢卡索另外創作了一幅畫「朝鮮大屠殺」。這幅畫一樣的處理戰爭題材,就形式而言,一樣沿襲過往沒有太多的突破,但畢卡索把屠殺者畫成像用鋼鐵材料打造而成,用這種方式來呈現殘酷與暴力的人心,就比「格爾尼卡」具有更強的控訴性了。

  比起畢卡索,達利的超寫實主義更能血淋淋的呈現戰爭。因為超寫實主義本來就是探討內在潛意識,而不是探討置身於空間中的客體的,所以達利這兩幅描述戰爭的畫「西班牙內戰的預感」「戰爭的面貌」,就更讓人看了不寒而慄。達利的繪畫本就有相當多的素材是在處理人潛意識中的「性」與「暴力」,內戰預感中,甚且把性、暴力與戰爭作了結合,給人的感覺是非常不悅的,卻不得不承認他處理的的確是二十世紀暴露出來的人性本質。

  這尖銳的苦難提問,信仰的答覆應當是什麼?信仰在二十世紀後期,還能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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